中国小农经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其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础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就是从前讲的“皇粮国税”）。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它经不起风浪，一遇天灾、战祸，多少人家就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已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逐步引领人民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就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分制就应运而生了。

工分制体现了公社化时期“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工分多少就是收入多少，对农户而言，一年之中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总工分和生产队的工分值。当时生产队记工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评分记分，一种是额定记分。评分记分和额定记分的基本标准由队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由队长、副队长具体执行。队委会组成人员：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员、贫协代表、妇女组长、民兵排长等5-7人组成，全部是不脱产。

评分记分，根据农活的劳动强度，结合一个劳动力的综合能力（包括体力、劳动技能、“手脚快慢”等因素）和劳动态度而评定基本分。男劳力劳动强度大的工分就多些，女劳力劳动强度小的工分就少些，但也有例外，例如插秧是一种技术活，一般都是妇女插秧，那一天的工分丝毫不比男劳力少。不同的农活，按劳动强度，额定好一天的基本分，例如一个男劳力重活每天10分计算，轻活的可9分、8分……不等。到了农忙，农活需要起早贪黑，是要加工分的，加工分的多少，是要看起早贪黑时间的长短，一般加1-4分工不等。评工分，平时队长、副队长对所有社员干活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同时也灌输一些“热爱集体，出工出力”的思想教育。

定额记分，如罱一方渣多少工分，拾棉花多少斤多少工分，剐（割）一亩田小麦多少工分，插一亩田秧多少工分，总之能量化的尽量量化，不能量化的就评分记分。如七十年代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他们都是定额工分，参照当时的生产大队前十名劳力人均工分……。

生产队记工，有“劳动工分登记簿（记工簿）”，一天的劳动项目，分别由随作业的记工员记载，基本上是一日一评，但不能超过三天，防止遗忘，记上工分，汇总到会计那儿，每月公布一次，有疑问的，可以核对，因为当时的农户自己也记载着出勤天数和劳动项目。

当时生产队的口粮分配，除基本口粮外，外加工分粮，如人均分配口粮100斤，其中无论男女老少基本口粮60斤，还剩40斤，凭工分多少，领取粮食，因为参加劳动者，体力消耗大，吃得多，所以设工分粮，当时还有河工粮（挑河的），方土粮（罱渣的）……。从事“五匠”的如木瓦匠，放鸦、养鸭的等，必须拿钱买基本的口粮，当然粮食价格是国家规定的，比买市场的粮食便宜多了。

家乡青蒲，位于泰东河河畔，隶属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整个青蒲，2个生产大队，22个生产小队，有三分之一好的小队，工分单价高，群众收入多，小伙子找媳妇都好找些。有四分之一小队比较差的，好队与差队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时的公社干部都到差的生产队蹲点，想方设法帮助生产队搞好多种经营，增加群众收入和集体积累。

由于是集体生产劳动，不免会出现一些“大呼隆”（虚张声势，很少实效）、磨洋工（懒散地劳动），或者出工不出力，如有些个子大、力气大的劳力干起重活来，矮个子的确不如他，但平时有力不买，干活还真不如小个子卖力。所以家乡小伙子娶媳妇，要争取娶个子大的，家乡人的说法：“大个田头站，不做也好看”。当时家乡还流行着一句话：“上工如背纤”（走得慢），“下工像射箭”（走得快）。由于队长每天排工，有一些轻工巧活，安排“人情工”，在评分记分中，有眼高手低的“人情分”，群众有怨气，敢怒不敢言，因为一个小生产队长就是土皇帝，说了算。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体了人民公社，取消了大集体（大呼隆）式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生产形式变了，但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农民承包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占有权），从此家乡的工分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党和政府又免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家乡人种田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了。

工分制，见证了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