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人的观点看统一型的国家，其政权只能依靠坚实的文化基础，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凝结成文化共同体政权，那就是国家根基，也被现代人称之为国本。古代国本为皇位继承人，现代国本就是文化，离开了文化的传承，何来的国本。
   依靠暴力获得国家政权，用掠夺和征服弱小来获取财富以维持政权运转，直到发展出强势的外向型侵略文化，是一些依靠侵略战争扩大疆域国家维持政权运转的手段。侵略与占领也需要消耗资源，依靠杀戮征服外民族的这种恶性循环，也必然会让侵略者们内部遇到生存瓶颈；于是就只能继续通过侵略，来将国内矛盾打包外移；否则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也就是侵略者们热衷于依靠武力征服外民族的根本原因。比如近现代日本人在二战中疯狂的侵略、屠杀被占领民族的暴行，就是日本人当年内部资源枯竭，失业率奇高，政治人物为了转嫁矛盾，采用集体犯罪的手段，向民众灌输侵略文化，视暴行为娱乐，比杀人论英雄，让亚洲国家深受其害。
 文化兴邦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中国古人提倡的中庸之道，其实也是一种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文化；对于国家治理与文化传承并保证政治清明，防止政治极端和偏激，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发生，促进政治的廉明和高效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稳定作用。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华文化的发展一直就秉持着中庸之道，并不同于早期欧洲海权国家向外扩张型的体制。始于中华第一个皇朝帝国秦朝开始的西北防御匈奴的战争，以及汉朝的和亲政策，是中国政权一直所秉持的和为上的基本国策；以天下苍生为念，尽量避免杀戮以及顾及民生的怀柔与包容政策，就蕴含着荀子所说的不能强求的“天行有常”，应遵循自然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的天道，包括民族政策的包容；这些政策的延续，对于汉民族人口的扩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平时期的国家政策，提倡励精图治，让民众可以休养生息，社会就能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景象；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就是人口增长的动力；人口又是经济繁荣的推力；现代中国人应该感谢古代皇室贵族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比较强大的汉朝能委曲求全地保证国泰民安，理应该受到后世人的尊重。

 历史就在那里，包括后世人用自己的观点所诠释的古代中国文化，是否足以影响中国历代政权依照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去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发展史，以及在历史的云谲波诡中所秉持的安定性与稳定性的国本文化，就是华夏民族五千年或者更多年代，依靠文化传承来延续政权的根本。有一个现象必须承认，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有文字的世界，前提是文字能记载生活，或者说生活需要文字记载，那就是初始的文化；然后人们依文化立政权，后面的人们再依据记载来了解历史的风云变幻，直到被传统文化所同化。文化就像人间用土窑烧砖，模式是关键；同样的模子，必然能制作出相类似的城墙砖。一样的城墙砖，势必建成相类似的城墙，那也是文化的延续。文化让人政权有法可依，有迹可循；袁世凯坐了83天皇帝，概因其逆文化潮流而动的不合规，且又与传统文化相悖，连阎王爷都觉得这个人该收了。
 我们有文化记载的历史，其可视面就是依据文化来衡量你这个政权是否合法。其蕴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面，乍一看就像一碧清水风平浪静，其实静水流深。这些究竟会给现代人带来什么感触，或者说会给现代人带来什么样子的文化认知，可能没人往其深层次里去思考；对于普通人来说文化究竟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文化其实就蕴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生活就像连续剧，你不往后看，恒久都不知道结局。普通人对于文化的无感，就是随遇而安的市民文化。假设人们都理解当代文化已经偏离了传统文化生存的轨迹，那么一部中国历史与朝代的更迭，就只会成为茶馆酒肆里拍惊堂木的说评书者们嘴巴上的噱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夏商周以后，取得天下大一统政权的秦始皇所推行的统一文字与货币，包括法律法规等政策，奠定了中国后续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扩大其管辖的疆域，其行政区划范围，东至东南沿海的半岛与岛屿，包括东北亚的朝鲜半岛部分地区；西过临洮羌中与西域接壤，南至今广西以南，北据阴山至辽东，直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及辽宁东部地区，那就是文化带来的伟业。汉朝武帝时期，为了西北边境的长治久安，刘彻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深入漠北，发动了针对匈奴人的绞杀战，逼迫匈奴人远遁他乡。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与印度人的边境冲突，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全都属于戍边战争；人们可以翻开历史的帏幔，去看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深处，华夏民族除了戍边，从未发动过向境外输出军力的任何战争。
 远古民族建立国家，必然是先有了本土的文化传承，才能在历史演化中形成符合于本民族的国家政权，那就是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底气。虽然国家的构成必须拥有国土和人民(民族)，但是在一大块区域里能建立统一的国家，最关键因素，还是一种大范围的文化认同。
 历史上所有曾建立过国家的民族，其国体能如绵延不断的山脉一直雄伟壮阔的原因，依然还是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与传承，否则国体就会因朝代更迭失去继承权。文化是国本，是立国的基础。掌握政权者如果抓好了文化教育，就被形容为拥有夯实国本基础的打桩机，传承就不会出问题；哪怕是因战争带来的动荡，也不会让人迷失方向。
 文化为立国之本，一个区域内持有相同观念与习俗的人群，依血缘关系和姓氏而成为人口聚集地，那就是俗语调侃中的祖宗十八代。十八究竟代表什么，并不是代表一个人到了十八就趋于成熟。在华夏民族历史上，历来就重视文化传承与血缘关系的延续；这些源于古人按照辈分排列的十八代，从小到大分别为：耳、云、仍、晜、来、玄、曾、孙、子、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十八个人伦等级。即自己上九代依次为：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远祖，鼻祖。下九代依次为：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来孙，晜孙[kūn]，仍孙，云孙以及耳孙。这些伦常，也是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组成部分，有了这些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族群纽带，人群依此聚集成氏族，或族群依靠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口的自然扩大，其富有的族群就可以自己养活千百万之众。如果不弄清楚这些伦常，就不知道究竟何为“五服”（注①）。首先五服是封建社会里的一种地理划分，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合称五服。这种划分主要是为了能确定地方政权和各级官员的地位和职责。五服同时也指不同等级的官僚服饰制度，戴不同的服饰，代表不同的地位；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等人着五种不同服色的服装，叫作有礼仪有度。后来，人们将五服用到了丧葬礼仪方面，规定不同的亲属在丧葬期间需要穿戴不同的丧服，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尊敬。丧葬服饰里的“五服”（注①-注⑤），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来区别尊卑。后来，民间又将其用在了同姓辈分上来划分亲疏远近，就有一点牵强，也违背了设置礼仪伦常的初衷。
 其实人口与财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贫穷地域因为地理环境所限制阻碍了人口的发展，政治人物自然也失去了作为财富依托，必然无法建立起规模族群，国家就很不容易诞生。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某些文化多元区域内出现了强有力的统治者，试图依据地缘政治因素成立统一的国家，那就只能选择联盟或联邦制。
 如前所述，独立自主的国家必须要有统一的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单纯指文字，也指民众文化与政治文化；比如早已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古代联盟式的古中国，即战国春秋的诸侯国联盟；革命的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前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联盟等国家集合体；其加盟者全都是以“民族国家”形式来认同联邦制，这些联邦或者联盟，只有一个看起来完整外壳，却缺乏文化內核与认同感，还缺少了凝聚在一起的族群意识。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就始于民众都拥有相同的文化认知，缺少了这些认知，最终的结果就是联盟的解体。能不能聚集在一起，决定因素就在于文化认同。一个区域假设不能成为国家性质的联盟，那就只能选择以地缘政治为服务对象的区域性联盟，比如欧盟与阿盟，以及后来成立的东盟和非盟等等区域组织模式。文化差异是建立国家的拦路虎，无论政治强人们怎么样的努力，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组织架构，也不会，也无法建成国家政权的体制。
 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中华文化，其传播与影响的区域，并不止于中华版图与疆域。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区域国家，从东亚岛国日本到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十多个国家民族。有研究中华文化的西方学者如英国人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而非单纯的国家概念。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和政府的权威，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很重要地位；这与西方国家的概念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治理方式的独特性，多元而不专横，除了文化的影响力，并不谋求霸权。
 文化认同与族群意识，让中华文化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文化；其关键原因还在于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实行的郡县制，并首创由中央控制地方的集权制度，并从文化方面推行统一，比如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民生措施，以及从伦理道德上实行“行同伦”等规范社会行为的政策，涤荡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诸子百家，扫清了阻碍统一的文化乱源，根除了引起百家争鸣的文化乱象。对于想统一中华文化的秦朝，文化统一是其政权是否能稳定的关键指标；就如后世董仲舒提出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那样，其目的依然还是谋求社会的文化统一，少了一些文人在那里指手画脚，才会带来社会的人心安定。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文化一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或者水平。其二指一定范围内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其三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考古遗物的综合体，比如今天人们挖掘出来的仰韶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等等。同时文治教化也带有强制性，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意思是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征服天下者，莫不如是。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这一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文明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战争爆发次数相当密集的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王公贵族手中有了财富就开始醉生梦死的奢靡，诸侯国之间长期的拉锯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导致了半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解体；随着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率先在秦国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其农业的特点便是封建个体性质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模式保证了社会稳定；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可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受到侵蚀，为秦国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奠定了物质与政治基础；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
 秦朝建立以前的中国，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先秦的1800多年中的夏、商、西周和东周，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就一直处于类似于联盟的半分裂状态；是秦的一统天下，确立了带有中国标记的集权政府，华夏民族终于以一个庞大帝国传世数千年。
 在还没有国家意识的历史深处，奴隶社会后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道德观念极其薄弱和政治生态极端荒谬；那些荒唐的诸侯贵族们可以因一个女人而发动战争，比如楚文王攻蔡国，与楚文王攻殷商古息国的战争，全因一个桃花夫人的美貌；还有后来成为多位贵族的妻子的夏姬，曾卷进多起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情色阴谋中。这些事件催生出来的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恶劣政治生态下的民不聊生，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找到了舆论基础。诞生出来一个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CCNGC”，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风霜以后所传世的大一统的“中国”，或许应被视为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延续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起源于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伏羲、燧人、神农氏；五帝则始于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华夏文明的始祖，所形成的原始部落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国家雏形；类似于城邦制的城郭，就是现代人看到的城市原型。这些古老的政权大多数都建于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比如河南的洛阳古城，创造中国古代历史的帝喾、唐尧、虞舜、夏禹都曾立足于此。其历史的沿革，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是会有杰出者站出来改写历史。约前22世纪末至约前21世纪初的时代，禹传位于其子“启”，从此就改最原始部落的禅让制，成为帝王之下有将相的家天下制度，就有了公元前17世纪初建立起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国家政权。大约延续471年的夏朝的出现，标志着母系氏族公社的终结，以新的父权式家长制家庭为基础的社会逐步发展起来。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中国，带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屹立于世界东方。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所有的国家一定是文化引导在先，然后才有国家政权。其所追求的目标主要为满足人的精神世界需求，满足个人与社会所需的终极关怀，大众为求善而相互抱团取暖，才逐步发展成有政权的人类历史社会；是以就有了传统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出现，并伴随着文化传统的存在而立国，这就是文化要早于建立国家很多年的原因。今天人们所能享受到的中华文化中的人文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传统基因的组成部分，并以一种朴素的习惯和意识传世，进而创造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先民们因为文明文化而成族，后聚族成邦，再公推贤能为首的制度传承，古已有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莫不如是。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与利用；也可以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所涵盖的面与知识过程，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既包含有当代人所理解的世界观的改造，以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同时还包括某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与观点概念都重构。文化不断地由人创新，也为人所特有，是这个星球上一切智慧群体所共有都社会现象；其核心部分为群族内在精神之既有，还可以在传承中不断地发展创造，永葆岁月青春。
 初始的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国土面积也只是一种概念数据，比如现在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俄罗斯，是由194个民族构成的国家；但其前身为莫斯科公国，在蒙古人的铁蹄横扫欧亚大陆时还是一个“基辅罗斯”小国，其国体就建立在现在的乌克兰。因此古代一个国家所控制的疆域并不固定，东西南北会因时因势有所改变。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驰骋疆场的描述，就是一种潜意识里的领土延伸过程，意味着战士的马匹跑到了哪里，哪里就是（国土）疆域。
 时光掠过秦以后大一统的朝代，从汉隋唐宋元明，再跳落在由女真人满族所建立于公元1616年和公元1911年的清朝，是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控制的皇权政府；这个生存于东亚的一个满人部落民族，在经历过了剧烈历史动荡以后，从当初的肃慎族演变成挹娄族，再从勿吉族过渡到靺鞨族，直到最后被称为女真人。这个由崇尚武力强大起来的女真族，征服中原以后大举南迁的一两百年中，也逐渐地被基因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甚至于连朝廷的官僚制度也服从于汉文化；写毛笔字，用汉语言交流，除了强迫汉人蓄辫子来显示出主人意识外，满族人自己倒是规规矩矩地学习中原人的生活习性与世俗礼仪，走的是一条模仿中华文化的管理之路。
 远了的不说，就看看从1901年至1905年的洋务运动，原本就应该如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可以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只可惜封建主义社会的皇权的桎梏，让“洋务运动”胎死腹中，直到公元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政治腐朽的封建清朝；皇权也成了满族人被动接受汉文化的象征。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盛行，象征中央集权的皇权就必然被资本主义所淘汰。
 民国以后，当初的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摆脱了半封建半殖地都畸形政治，中国人就可以抬起头来当家做主，从此就能过上新的生活。不承想孙中山谢世后的国民党，被一群政治投机钻营者所把持，让国民党成为一堆扶不上墙的稀泥。其政治体制与晚清相比较，除了更多的独裁统治，其他领域依然延续着封建主义社会里，官僚买办之腐败；那些勾结帝国主义当权者们不择手段地垄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获取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权利，为所欲为地架空国家经济，造成私人能控制国有的腐败政体。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掌权者德不配位，造成了无人临朝称臣的恶劣政治生态；官商勾结，军阀混战，民贫家穷，盗匪丛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让帝国主义看到了中国的软弱可欺；落后就会挨打，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就是看出来旧中国，虽然资产阶级革命了，却依然还是一个可任意拿捏的软柿子。
 传统文化是国本的基础，需要靠人口来支撑其发展，国本自然更需要靠人来支撑。一个民族如果因为战争所迫丢了传统，或者失去了继承传统的权利，那就等同于亡国。但看二战中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其掠夺财富只是其手段，妄图通过毁灭性的杀戮来动摇中华民族的国本就是其最终目标。日本人最阴险毒辣的手段，就是对于还没杀完的中国人用威逼利诱的手段灭其意志，打断这些人的精神脊梁骨，使其变成没有骨气的帮凶。从抗日战争中多如牛毛的伪军就可以看出来，当初的中国人心中除了缺乏民族认同感，最关键的还是缺乏文化认同。在一群全无家国之概念的民族败类面前，认贼作父的结果就是有奶便是娘，管他是谁的政权，找一碗饭吃就行。
 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当初醉生梦死的国民党政府，打着偏安长城以内的小算盘，放弃了东三省，以为日本人没那么大胃口吞并中国；蒋某人还指望当初的联合国前身“国联”调停“中日矛盾”，把侵略战争看成两个国家间的矛盾。同时还祭出一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屠刀，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残杀同胞；所幸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碎了那股逆流。因此人们认为历史也还有她公正的一面，中国人民在一股新生力量的推动下，用血肉筑起抵御外侮的长城，经过多年的团结奋战，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彻底地粉碎了侵略者亡我华夏之图谋，最终迎来了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文化里的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任人欺侮百年以后，通过几十年的奋斗重新找回自信的新中国。 
   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这个星球上毁灭另外一个民族文明的史实，莫过于英属美国人登上美洲大陆后，恩将仇报，利用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宽容，在站稳脚跟以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几乎杀光了土著印第安人，建立起一个后来称霸世界的“美利坚合众国”。其过程就是印第安人先被灭族，再抹去文化痕迹，让原本善良的印第安人，连同文化一起淹没在历史深处，成为近现代最让人痛心的文化灭绝惨剧。文化是立国之本，其标的物就是文字与政治体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依靠文字语言这些载体来传播。如果连人都没了，那么国本何在。国本的现代含义，既指代表国家根本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也指伦理道德与民众习俗，以及能维持国家运转的文化传承，同时，也可以指某些具体的国家机构或政府的方针政策。
 中华民族之国本，就如写文章者手中的稿纸，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文化正统里的国家概念，是最早出现在西周鼎器的铭文上的象形文字“中国”。鼎之功能原本就只是古代贵族煮食物的器具，与之相区别的是普通人煮食物用陶罐，既显示出拥有鼎者的高贵与地位，也是一种权力象征。成书于两汉之间的“周礼”，其设计的封建爵位制，是根据拥有鼎之数量来区分地位级别，一共分为五级：拥有一个鼎者为士，是贵族的最下层；三个鼎为大夫，五个鼎为公卿，七个鼎称诸侯，九个鼎象征着王位和帝业。
 也许人们并不了解古代人何以会选择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为官僚执鼎数量；其真正的原因是，数字中是一、三、五、七、九这些单数不能被二整除。如果一个数字除以二，就代表着对分，其寓意为所取得的爵位并不能分享而成为唯一仅有。因此就有了“定鼎”这个词，意思为建国定都。古代政权只要问鼎中原，就算其政权为正统，其文化含义自然就延伸至国之中央，或国家中央政府所在地，那也就是“中国”的国家雏形。鼎的形状一般为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鼎。其文化的象征性，被后世引申出来诸如一言九鼎，或大名鼎鼎等等词汇，就是鼎的生成语境。爵位制度只用奇数而不用偶数，为天下一统，权力不能与谁对分。
 古人在青铜礼器上加铸铭文，属于古老的记载方式；源于古代对天命的崇拜和敬畏；唐代李回《享太庙乐章》里所说的“受天明命”，意思是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为上天赋予，统治者是在履行上天赋予的使命。铸鼎铭文的缘由，或为纪念其时能被祭祀的人物而造，也是随着物质有了剩余价值以后出现一种文化象征，同时也宣告了奴隶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人为因素；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食物可以基本满足人口的需求后，社会有了财富的积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野蛮有所松动，从豢养奴隶从事生产工作证明主人拥有财富和实力，过渡到豢养不从事任何生产工作的仆人，来证明主人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实力的摆烂，让觉醒了的奴隶由稀里糊涂地听凭主人差遣到挣脱枷锁，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也经历了漫长岁月。在此原则下，文明的种子开始萌芽。后世的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设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攀比炫耀谁都衣着亮丽得体，比谁脖子上的石头项圈精美；比谁的女人多又能生孩子；毕竟自己生一个孩子，不同于养一个奴隶，其血缘关系可以继承财富与权利。
 有一种说法认为后世传家的人口里，一多半为奴隶主的后代。究其原因，还是那些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奴隶人群，几乎没人能活到最后，或者早被奴隶制摧残得所剩无几，哪里还有后代留下来。虽然这种话说得有些绝对，但俗语中管他张八李九，管他姓甚名谁的调侃，倒真的能印证传世最多的氏族全都属于权贵门庭。现代人如果回氏族祭祖，就会发现其祖先不是出生于帝王将相，就是来自名门望族，好像没看到哪一个姓氏的祖先曾经是奴隶或者庶民。中国境内古老的部落就那么多，残酷的奴隶社会战争，能将胜者升为贵族，败者失去了地位而降级为普通百姓。真的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本姓姬，名昌，是周王朝的缔造者。因此后世很多姓氏都源自姬姓；还因为奴隶制下的奴隶，留于世者少之极少。说不定某天你看到一篇文章，其内容就是用现代言语演绎历史深处当权者的不作为；但作者有可能不清楚，那些人有可能就是你家族的祖辈。总之，古代黎民百姓的后人，要么死于奔赴的战场，要么死于血腥杀戮，留下来有可能全都是贵族繁衍的后裔。“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那些妻妾成群的历史深处，普通只能三妻四妾的底层贵族家庭传下来的后代居多；后世的人们早就分不清自己究竟来自哪里，自己究竟是哪一位贵族的后世。早期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三四十岁左右；三四十岁的年龄，现代社会里有些人可能还在啃老。开疆扩土是古代有志者们朴素的家国情怀，一个统一的国家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繁华与安定常常会被周边觊觎者骚扰，从秦始皇年代就开始，侵掠中国西北部的游牧部落匈奴就屡屡侵犯边境，带之而来的就是残酷的战争；在那种冷兵器时代，“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就是守卫家园的常态；平民百姓很难一代代人的传宗接代，根据历史记载，战争年代人口很难正常增长。
 如前所述，秦王朝统一天下是文化中国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曾中断的关键转折点；中央集权设郡县制，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有效保证了国家局势的基本稳定；用强有力的手段修复战争创伤，促进了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使各地商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商品交流和文化交流，带动了经济繁荣，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让民众有了大国小家的身份认同。
 虽然秦始皇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并不十全十美；但统一使用汉字将其作为唯一的文化载体，是汉文化能延续至今的最关键因素。虽然到了汉朝才让方块字发展成汉字，但秦始皇打下的基础功不可没。古老的中国字，通过那些特殊环境的熏陶，历经数千年风雨涤荡，逐渐地演变成为繁体的古代汉语言文字；其书写过程也由最初大量的篆刻竹简，逐渐地过渡到挥毫尺牍以记事，让始于西周的学府，发展成为地方办学校的庠序之教。“谨遵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注重乡校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等道德规范，把孝悌的道理反复讲给百姓听，开创封建社会文明之先河。
 时光回眸，先秦时期的尺牍虽然已用毛笔书写；但一部名人专著的竹简，差不多能装满五辆大车。如果学子游学，其身后都要跟着五辆装满竹简的大车，因此，称赞文人学富五车的典故就由此而来。后来官方上层开始使用锦帛，才有了一卷卷写满了古文图的锦帛传世；文化传播才开始摆脱以竹片和木片的笨重历史。
 西汉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时，纸张已开始在中国小规模使用；直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从此社会普及了纸张书写，古老的中华文化才具有了让人沉醉的油墨书香气。纸张为书籍典藏提供了编撰大部头的便利，才有了留给后世浩如烟海的宏图巨著。那一本本斑驳在岁月风霜里的典籍文䅁，任它时光轻漫，任它朝代更迭，始终是中华文化鹤立于世的底气与尊荣。
 如前所述，英国教授马丁雅克撰文说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不属于崛起，而是实现了伟大复兴。首先是作为文化载体的汉字，并不同于其他单纯靠字母拼写的文字；每一个汉字所蕴含着的大气恢宏之广博意涵，除了能让使用者在阅读与理解中感受到字形的结构美，还有语音感触的深邃，以及字形的画面美，意象的结构组合，数值的理解概念，以及理的辨识度等五种合成观感；其组成语句的过程，还能让看到或使用者心中具有了事物的立体感，其读音之美妙，能让听到者心中充满了无穷无尽地想象空间。
 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汉字的每一个单独的方块字的构成，虽历经甲骨文的篆刻与其他书写的转型，但都未曾改变其独特的字源与语境等因素；一篇文字或者某一个单独的字，其读音常常会让听者产生一种带色彩的场景美；写起某一个字来，则更具有某些朦胧的形态美；比如在写出来鲜花等字样，或听到诸如梨花又开放时的读音时，人都脑际就会有了馨香馥郁之魅力。
 虽然广义的汉文化一词，指的是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自古至今所具有的传统习俗也是文化所绕不开的根基。如果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那么其涵盖面必然包括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活动实践，同时还囊括着人文文化都连续性和历史都继承性；比如伦常里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与“道法自然”等思想，能带给人们看待世界和人生的独特视角。墨家的“兼爱”和“非攻”等主张，则体现出了对和平与博爱的追求；或者人们还能从艺术领域里的有关书法绘画与音乐舞蹈的传承，以及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中感受到国粹所带来的文化凝聚力。
 现代文化里的中国，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后的红色文化为主导，在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时代文化，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精神，依然激励着无数人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征途中，无数爱国科学家们放弃国外优渥的物质条件，将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完美结合，奏响了新时代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时代凯歌。中国当代文化，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多样的态势。带着浓浓革命精神情怀的影视剧，以及文学作品等新的文化元素，正以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占领着主流文化市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引领着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还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随着如《人世间》《山海情》等影视作品在海外热播，连国产游戏《神话：悟空》也有了火爆海外市场，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古老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它让人们产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因共同的文化根源而紧密相连，如春节等传统节日，能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人共同庆祝，提供精神动力，凝聚民族情感。
 文化里的中国，在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以后，正以豪迈的雄姿，带着民族丰富的智慧和力量，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如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广泛设立，传播了中国文化和语言，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正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通过不懈努力，为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交流，为中国文化的利用与发展；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延续，作出了符合于时代的应有贡献。
 文化的传承在于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与艺术相结合，创造出更多符合时代需求和人民喜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如数字藏经洞的上线，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原洞窟实体与所藏文物，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加强文化教育，必须采取社会教育等多种途径，并通过对于学生的传统学校教育，来普及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让文化里的中国的概念不仅仅是资料，而是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人文信息。
 本文为很多年前的约稿底稿，有删节，重新整理出来放入网络文字平台，记录而已！

   丧葬五服：

 注①，一等斩衰(音cuī)三年。斩，是不缝边;衰，是衣服。斩衰，就是周边不加缝缉的毛边衣服，以粗麻布为料，制作简陋。另外，还包括用麻作腰带、冠缨，草麻鞋绳头朝外，用竹竿作拐杖等。

 注②，二等齐衰。齐，是缝缉的意思。齐衰，就是周边经过缝缉的衣服，仍以粗麻布为衣料。另外，还包括用雄麻作腰带，用布作冠缨，以桐木为杖，草鞋可以缉口。根据服丧的时间、对象不同，齐衰分为四种。

 注③，三等大功。大功服是用一种粗略的大功布制作的孝服。分殇大功与成人大功两种。

 注④，四等小功。小功是指用比较细的线织成的布。小功服和大功服一样，也分殇小功与成人小功两种，丧期都是5个月。

 注⑤，五等缌(音sī)麻三月。缌麻，是指用细纱麻布制成的丧服。缌麻服是五等丧服中最轻的一种，葬后便除服。此等丧服主要是为曾祖伯叔父母，为从祖伯叔父母，为再从伯叔父母，为族兄弟，为庶孙媳，为外孙、外甥，为姑表、姨表兄弟，为岳父母，为婿等。

官阶五服：
 注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天子远近的五服：
 注⑦，以王都为中心自近及远的地理区划。所列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为王朝直接统治地区，侯服为王朝所封诸侯，宾服各国以宾礼待之，要服与荒则为“夷蛮戎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