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诗人莫非认为“诗歌的写作要想更高的境界，首先要具备语言的觉悟，仅靠才情才气一类成就不了大诗人。”这话有一定道理，语言的觉悟，在于打破和摆脱诗体语言的束缚，发掘汉语诗性的闪光点。“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那些富于魔力的词句和笔触，又将如何寻得？如果总是在平淡无奇的词语间堆砌，诗就永远缺乏力量。

诗是应该有特殊结构的，每首诗都应该有，这就是一首诗中有没有暗示和启发效果，有，乃诗；没有，非诗。诗的这个“暗示”，是唯有诗才能有的“暗示”。过去，象征主义诗人曾被称为通灵者，有神秘主义倾向，那时认为做不到通灵，就不是完整的诗人。

语言不是工具，它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语言要出新，不能简单地仿学他人，这一点，“创意造言，皆不相师。”唐人李翱就曾指出过。

好诗往往出现在一个诗人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是时代的压力锻造出佳作，是“文章憎命达”。诗人心境灰暗时则常有内省之诗，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下这么多的诗人“独善其身”自有原因，这其实也是保持个性不被淹没和替代的一个办法，所以当下很多诗人的诗作是私有的，外人不易介入。

人性是复杂的，不到一定年岁不会参透人生，参不透，就得靠每天的新感受，每天的观察去发现诗意，创作的倾泻力是不够的。

诗人是神的抄写员，抄写的内容、抄写的方法自然与众不同。有诗友说我的诗虽有沉潜，但显偏执。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很难统一，想折中就互有损伤。每首诗或多或少、或低或高都应该有一定思想性，但很难达到都有一定的艺术性。诗人是无为的，写诗多年，我在诗歌语言上受口语诗的影响，一向循规蹈矩，但又总觉得到了要变变的时候，认识到只有语言的觉悟才能让诗歌走得更远。想到大诗人孔孚先生写诗时总是闭上眼睛默想，切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为了写好山水诗，他选择只身在济南南部山区锦绣川水库边一小屋居住，“我一个人在那里住了半个月，默默地散步，默默地和山对坐，同水对坐，竟日如是。晚上就默默地对星对月，已至对露。有些凉了，才回到屋子里去。也不开灯，再默默地坐下去，直到深夜。很深很深。”孔孚先生的创作之道，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宋代诗学中有“换骨夺胎”的理论，追求在继承中实现超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言体”，也是一种语言的觉悟，很多人认为他追求的这个“体”过于平铺直叙，缺少诗意，但你看看他的小诗《恒河》，——“恒河呵/你的大象回家的脚步声/这样沉重/就像落日走下天空”，没有多年的“创意造言”的积累，他是写不出这等似可传世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