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份的一天，大队部通知我去开会，到了大队部办公室，所有大队干部都在那里，公社来的一名干部拿出一份文件宣布：“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士勤同志为兰沟大队文书职务，免去朱存银同志兰沟大队文书职务。”我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情，我当即表示：“我不当！”所有在场的人愕然，没有反应过来，面面相觑，瞬时鸦雀无声。张世栋支书睁大眼睛站起来问我：“这个娃，你每天在生产队挣8个工分，当文书每天10个工分，全年365天都有工分，你为什么不当？”我说：“我就当社员，锻炼三年期限一满就去上大学，我害怕将来被栓住了反而不让我走了咋办？”支书说：“没有问题，你先当着，到时候我保证放你走，并且第一个推荐你！咋样？”在场的所有人都动员我：“这是组织对你的重用，支书都给你打了保票还怕什么？”那个时候我只记着老师的话，满脑子除了上大学的理想和抱负外，其他事情我根本没有考虑。我根本没有想到阴阳差错当什么文书。命运之神的安排非常不可预测。事后张世栋支书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前几天县上招开三级干部会议，他与公社刘孝廉书记恰巧和时任一中校长的刘孝在一个小组讨论，刘校长顺便向他问起了我在生产队劳动锻炼的情况，并且向他们介绍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期望他们将来对我能够有所重视和帮助，特别提到了我是镇原一中72届高中毕业生的第一名，文理科全才，特别是文章写得好，是个好苗子，要在上大学方面予以推荐照顾。张支书、刘书记机灵一动：兰沟大队是县委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典型和所包村点，现场会、经验材料多，支书不识字，主任小学程度，没有个写材料的，他们两个一拍即合，会议结束后，公社刘孝廉书记马上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发文件任命我当兰沟大队文书，换掉了朱存银。

上任文书的第三天，县委决定要在兰沟生产队召开全县四级干部现场会议，内容为“多种经营养猪现场会”。公社要求总结书面经验材料。张世栋支书说：“这一回的这一炮，能不能打响，就全靠你娃了！”我对支书说：“小太爷放心吧，小菜一碟！”我十分理解大队支书、公社书记他们的心情，决心借此机会露一手，也好让他们的政绩在全县范围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让全县人民知道，镇原的“大寨”就是“兰沟”，张世栋同志就是镇原的“陈永贵”。通知下来的头天下午，我去兰沟生产队的养猪场转了一圈，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我问“来成妈”等几个喂猪老婆：什么时候办猪场？如何喂养？拿什么喂养？每年饲养多少头？出栏数量？国家贡献？经济收入？积肥数量？在会计刘正华处问生产队历史上每年的单产、总产量，增产幅度和比例，给国家上缴贡献粮食数量，劳动日值等等。晚上，在大队部的煤油灯下，笔下生华，洋洋洒洒30余页，5000余字的《大养其猪，肥多、粮多、钱多！》的经验汇报文章一气呵成。文章中，重点突出了四个模范先进人物：生产队队长张文全、大队支书张世栋、模范饲养员“来成妈”、老红军何万先，编排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右倾反面人物“河曲智叟”张万里为陪衬。从领导班子学习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提高思想认识开始，从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优越性出发，从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从实干苦干加巧干的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从何万先、“来成妈”等贫下中农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如何千方百计在庄稼地里采集“苦苦菜”等等野草野菜、如何拿自己家儿媳妇坐月子的谷米给生产队下崽的母猪烧“米汤”、精心饲喂集体猪娃，后来生产队又如何利用荒坡地头广种苜蓿增加饲料来源，集体猪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养160头猪，肥料增加，产量倍增，平均亩产４５７斤，一跃上了“纲要”，接近跨“黄河”，有望过“长江”。总产５２４５６５斤，人均生产粮食１１１９斤。为国家交公购粮１６２３３８斤，人均贡献３４６斤，超额完成１０７９３８斤。为集体储备“备战粮”８０７１２斤，人均１６２斤，社员口粮分配人均５０８斤，出栏肥猪支援国家建设，增加了生产队集体经济收入，全年总收入８７９６２．３３元。其中：养猪和副业收入１０２４５．１２元，提高了社员劳动日值，社员现金分配劳动日值１．０２元。理论、事实、数据、典型事例，生动充实。第二天现场会上，王春生主任以他那特有的朗朗口才向远道而来的取经客人们，高声朗读了那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经验汇报材料，县广播站朱贤聪广播员立马拿走了这份纪实报道的经验文章，连续在每天晚上８点的“镇原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送了足足半个月。县委赵连昇书记发出了“全国学大寨，镇原学兰沟”的指示号召。因为那个经验材料使兰沟生产队名声大嘈，我也一炮打响，一炮走红，公社刘书记、大队张支书、王主任皆大喜欢。他们说：“以前我们的成绩是干出来了，但是放在哪里摆着、看着，就是没有士勤这样的秀才去总结，现在好了。”他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能够为他们所用的人才，对我刮目相看，非常器重。此后，我根据形势需要，政治气候，领导意图，有关兰沟大队的新闻报道时时不断，都是些举手之劳。因此，公社书记刘孝廉每逢县上参加会议总要点名道姓地带上我这个大队文书做他的私人秘书。

1974年的兰沟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是：张世栋（支部书记），王春生（革委会主任），王等喜（副支书），韩世清（副主任兼民兵连长），杨彩梅（妇联主任），我为文书。全大队五个生产队，272户，1991口人，496个劳力。233头家畜，924只羊，养猪335头。5514亩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1450247斤，平均亩产347斤。其中，兰沟队87户，469口人，耕地面积1499亩，粮食总产量524565斤，平均亩产457斤。家畜80头，羊330只，猪194头。张沟，71户，386口人，耕地面积1388亩，粮食总产量475292斤，平均亩产434斤。家畜50头，羊240只，猪53头。后河，37户，178口人，耕地面积655亩，粮食总产量202741斤，平均亩产405.5斤。家畜23头，羊84只，猪32头。磕石沟，40户，172口人，耕地面积1103亩，粮食总产量124289斤，平均亩产151斤。家畜41头，羊174只，猪31头。同心，37户，186口人，耕地面积869亩，粮食总产量120360斤，平均亩产190斤。家畜39头，羊140只，猪25头。1974年全大队贫困户吃国家回销粮食49841斤，吃生产队集体储备粮食8535斤。

在担任大队文书期间，张世栋支书是我出社会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让我最佩服的偶像人物。那时候他30多岁，中等个子，没有念过一天书，天赋聪明，记忆力超常，80%以上的汉字他都认得，就是不会写而已。七、八年以前的生产数字他能够记得清清楚楚。讲话三言两语，钉是钉铆是铆，从来不会饶弯子，没有阴谋诡计，办事非常干脆利落。按照他自己的话说：“碌磁顶门——实（石）撞！”他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干部，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为集体、为大家谋利益，是实干家，靠实干起家，靠实干当上生产队队长，又靠实干被提拔为大队书记。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常常肩扛铁锨，泥腿泥脚，扑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打铁的本身硬，要求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他的才华大展，非常有一套管理水平和能力。他敢抓敢管，不怕惹人得罪人，办事非常公道。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靠制度管人，不偏三向四，哪怕你是天王老子、大眼窝、二杆子、干部家属、何等体面人物，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铁面无私，和包文正没有什么区别。把兰沟原来的一个烂摊子生产队整治的井井有条，使本来就是一盘散沙，各扫门前雪，小农经济意识极强、思想素质较差的五籍八姓农民改造的服服帖帖。把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核算单位的一个“农业企业”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使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大大提升，集体经济大踏步发展，成为全县闻名的“大寨式”先进典型生产队。当时全县农民收益分配劳动日值二、三毛，而他们生产队已经达到一元二角。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共产党的政策不及现在。但是99%以上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高干、初干，包括生产队长在内的廉洁形象，在人民群众的眼睛里都是好样的！因为我们朝夕相处，他的为人处事，一点一滴我都看在眼中，直接影响着我的人生世界观。虽然他的脾气有些暴躁，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暴，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的高度崇拜，他的形象至今在我的心目都是非常伟大的，他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偶像。我常常想，人无完人，物无全美，做人就要做那样的人，做官就要做那样的官。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代，共产党的政策比毛主席时代好的多了、完善的多了，国富民强，惠民减负，生活水平提高百倍，史无前例。但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高干、初干，包括村长在内的腐败形象，在人民群众的眼里和那个时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根本无法比拟。

我做大队文书的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适逢县上奖励投资我们兰沟大队一台“东方红——28”拖拉机。没有驾驶员，临时聘请了公社社办厂的司机张秉年代理开车。二弟刚好初中毕业，我向支书建议让二弟去西峰技校学习三个月，考取了驾驶证，为大队开拖拉机6年。那时候大队有三个直属单位，林场、科研站、医疗站。拖拉机由科研站经营，站长是张万才，工作人员有张士敏、张士举、朱社莲、张得劳、张维才等。

学校毕业以后的1973年到1975年期间，我们家由于增加了劳动力，情况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居住条件十分差。庄子仍然是我太爷手里留下来的一只半破碱土窑洞。以前父亲曾经分别在高岸沟沟、海红湾、后园子都修过庄子，因为政策原因或者旧时的交界地界原因都没有成功。最后求情高窝张自有老汉，在根龙沟沟勉强有了出苦力挖窑洞的基础。父亲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时间挖窑洞，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连个架子车都没有，父亲只能用笼担挑、土车推，一撅头，一铁锨，硬是移动几百方胶泥土方量，垫起沟豁，挖成五只窑洞，我们从此有了新庄，有了立足之地。为了修庄子父亲受尽了别人的窝囊气，流尽了自己的汗水和力气。1975年农历五月份，我们一家人终于搬到了新庄，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非常有成就感地说：“日子穷富不说了，总算有个窝窝钻了。”

1974年9月份，全国紧闭了8年的大学、中专终于开门招生了。只是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考试制度。条件是：凡是1966年以后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符合三年以上劳动锻炼期限，符合政治审查条件，由贫下中农或者所在单位职工推荐，择优录取。我的锻炼期限两年半，只差半年。由于上学心切，我把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时间：1972年12月途改为1971年12月，拿着前去报名，谁想反而弄巧成拙，不但没有报上名，反而弄坏了毕业证书。我们公社的佟永录就是那年被推荐上“兰州医学院”的，我非常羡慕他生能逢时。

1974年12月份，公社书记刘孝廉又电话通知说，要带我去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我到公社以后，他非常武断地说：“赶紧写一个参加工作的申请书，现在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脱产干部，吃国库粮的，工资30.50元。”我问他：“申请什么工作？”他说，公社信用社有一个招干名额，县上银行要物色一个人选，营业所李春温主任在张山根生产队包队，他物色了张山根生产队队长刘廷选的儿子叫刘慕尧高中毕业劳动锻炼，营业所加意见盖了公章，呈报公社党委加意见盖公章，刘书记一口回绝否定了营业所主任李春温的意见，说这个人选公社党委早已物色好了，就是兰沟大队的文书！刘书记一心想提携于我，所以要我赶紧写申请书，公社加盖公章后，他要顺便带上，向县上银行和民政局报送材料。那时候，我根本不懂信用社是干什么的，我问他：“是不是专门为困难户发放救济款的部门？”他说：“有那么一项业务内容。”我摇头，表示一百个不愿意。他非常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再说了，那工作我也不敢干，你不曾见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被抓起来批判斗争、游行示众的阶级敌人中，80%都是那些管钱管物的。他说：“你真是个天真烂漫的教条主义者！别人抢都抢不到手的机会，为了你，我连营业所李主任和张山根生产队队长都得罪上了，上大学的事情边走边看，明年九月份还有近10个月时间呢，咱们先把现成名额占上，报上去批下来了再说嘛！你知道什么？赶紧写！说不定元旦一过你就可以搬上来上班工作了！”我当时也不敢不听公社书记的话，没有办法，就糊里糊涂地、违心地写了那个不该写的申请书。这都是根本没有意想到的事情。刘书记的心思是好的，急功近利，一方面为了照顾我，另一方面是因为信用社就设置在公社的院内，为了他自己在工作中能够更加方便地使用我这个能写材料的所谓的人才。殊不知，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已经在我的前途问题上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材料报上去以后，一时没有批下来，如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慢慢地我也就忘记了这回事情，静心等待着1975年9月大学招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