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父亲是自幼包办订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旧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婚姻自主和自由。是因为爷爷奶奶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外爷、外奶同情父亲是个孤儿的份上，同意十六岁的母亲和十五岁的父亲于1951年结婚。
　　母亲结婚后，家贫如洗，只有爷爷留下的一只半碱土窑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没有多少土地和诸如牛羊牲畜等生产资料及工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父母亲当时的家境情况丝毫不为过分。母亲没有因为父亲的家境恓惶而嫌贫爱富，而是恪守“三从四德”做人的古训原则，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地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一穷二白家庭的半边天。母亲说：“一切都是命，自从1951年进了张家门，一直到1982年包产到户31年里，没有一天是幸福的，基本上全都是受苦受难。”母亲经历了转社、大跃进、吃食堂、修农田、水土保持、修水利、打坝填沟、修渠道、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刮十二级红色台风等等生产运动和政治运动。身背太阳，头顶月亮，年年月月，春夏秋冬，没完没了，没黑没明，日挣工分，夜抱磨担。孩子多，拖累大，吃早无晚，夏秋苦苦菜，冬春萝卜干，漠糊搅团加酸菜，遭寒冷，染疾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挨饿肚子……没吃、没喝、没烧的。活得很累很累。
　　1952年土地改革，父亲被界定为贫农，分得了10亩土地和一头花牛娃。1953年转入互助组，父母亲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以“大跃进”的形式过度，合作社更名为人民公社下属的生产队。母亲在合作社、生产队的劳动工分花名册登记簿上的名字叫王粉花。
　　母亲共生育了七个孩子，五男两女。我是老大，二弟，妹妹，三弟，第五个是男孩（夭折），第六个是女孩（夭折），最后一个是四弟。母亲生四弟的时侯是1967年，她才31岁。老五、老六都是因为接生条件差，没有专业接生人员，又没有经验丰富的老人来照顾母亲，胡乱将就，消毒不好，因为脐带感染（俗称四六风）而未满月就夭亡了。这给母亲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伤害。母亲说，结婚后，生活清贫恓惶，唯一的是自己的一伙伙孩子带给了她一点欢愉和希望，所以，即使再苦再累她都是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母亲十八岁那年，1954年1月8日农历一九五三年腊月初四，母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虎见”，这个孩子便是我。那时候正在筹建高极农业社，父母亲由单干户参加到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合作社社员。按劳计酬，按劳分配。父亲劳动一天10个工分，母亲每天8个工分。到后来，因为母亲是个小脚，加上身体有病，不能参加重体力活路，劳动工分降至6分，再后来每天只有4个工分。
　　母亲二十岁，1955年9月30农历八月十五生了二弟。随后母亲就不幸病倒了，患病两年多时间，几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多亏了著名老中医张承瑞老先生（人称张神仙）的精心医治和调理，母亲才逐渐恢复元气得以康复。张神仙是个小个头，小眼睛，非常乐观、自信、干炼、幽默。脾气倔，说话冲，但是他心地善良，特别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经他救死扶伤得救的病人不计其数，村邻四社的人们对他特别崇拜。他在旧社会娶有两个老婆，一夫二妻，但是却非常和睦，陪伴他到老终身。他兄弟二人，他是老大，人称长渠“张神仙”，老二张兆瑞，人称长渠“二愣”。张神仙中医技术精湛全面，擅长骨科、妇科、儿科、内科，公私合营后曾经就职于开边卫生院、大队医疗站，当地方圆百里名气很大，于20世纪70年代逝世，享年八旬。我记得，张神仙每次遇见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开玩笑说：“这娃你现在还能担粪挣工分？都是死了的人，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迹！”他辈分大，父亲叫他太爷。母亲非常感激他，说：“老太爷真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每次为病人把脉看病，人家请他吃饭，一见是“荷包鸡蛋”、死面饼子鸡蛋汤，他就犯病，立马走人，说是吃伤了见不得。
　　母亲患病期间，病情严重，父亲、母亲非常无奈失望，基本上都失去了救治信心。大人都将自身不保，二弟又没有奶水，也无法养育。所以，二弟刚满一岁就让本族大伯父（和父亲一个爷爷）收养。大伯父识文断字，为二弟取名“举见”，有“抬举承嗣”之意。大伯父膝下只有两个女孩，大妈病故，大伯父既当爹又当娘，抱着二弟去吃“百家奶”，费尽艰难辛酸，也总算将二弟经手成人。大爸对二弟疼爱有加，视为己出。常常见他对二弟“狗狗命命命的”。
　　母亲二十二岁，1958年1月2日农历1957年十一月十三生了妹妹。父母亲不识字，妹妹都老大了，都没有起个名子，一直叫她“女子”。1965年妹妹连相才10岁，为了多劳多得，减少超支，父母亲就让妹妹去生产队担粪挣工分。记工员雄志非得要个名字划在工分簿子上，父母亲想来想去没有个合适名字，我已经是四年纪学生了，凭借着我的小学文化程度帮助父母亲为妹妹取名为“见芳”。“女子”叫习惯了，一直改不过口。
　　合作化不久，1958年大跃进，过渡共产主义，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缝纫部。生活用品定级定量，实行供给制度，每天标准为：大人一斤面粉，小孩子8两、6两、4两、2两不等。这个时期，父亲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动力，被调派华亭土谷堆煤矿当工人炼钢铁，家里只有母亲、我和妹妹，妹妹还在襁褓中。为了减轻负担，母亲把4岁的我送到舅舅家。因为大跃进非常时期，要的是高速度、高效益，精壮劳动力都被抽调去搞工业生产，搞基础建设，修水利、打坝填沟，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多数为妇女，忙不过来就要加班加点，没黑没明地干。母亲白天、晚上都要上地劳动，妹妹没人看护，母亲用一根羊毛绳子将妹妹栓在炕旮旯。母亲没有奶水，只能给妹妹嚼高粱面馍馍、高粱面糊糊，严重地营养不良，妹妹得了软骨病，五岁了还不能立站起来，不能够走路，只能坐着向前偎动，屁股上磨了厚厚一层茧子，从石头瓦片上面偎过去都不碍事。那时我已经懂事了，常常看见母亲流着眼泪自言自语：“遭孽啊，这叫啥日子，大人都饿死了一层，这命苦的娃娃也不知道饿死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