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93岁高龄的老父亲离开了人世，我深有感触，因为父母在，我们永远还是孩子，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父亲，1928年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青蒲庄的一个贫苦家庭，加之当时的阶级压迫，本来就很苦，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我爷爷在四十多岁时得了重病，因无钱医治而撒手人寰，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至今我都不知道爷爷的音容笑貌，留下了我奶奶和四个儿子。本来就很穷的家庭真是晴天霹雳，又雪上加霜，只能在人世间苦苦煎熬着，挣扎着。作为长子的父亲，17岁就成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17岁啊，还未到“弱冠”之年，放到现在，惯都惯不过来。无奈“愁到天亮黄芽菜,唱到天亮菜也黄”，日子还是要过的，就这样跌爬滚打，半饥半饱地苦过着……

1949年，家乡解放了，我家也翻身了。1950年我二叔又参军赴朝作战，就在这一年，我出生了，我家分得了土地、三间瓦房，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已破旧的“土地房屋所有证”，是1952年1月3日东台县副县长徐植盖章签发的，家庭成员中还有我的名字，这也可以作为一段见证历史的文物。从此，我家的生活才逐步好起来，我的三个叔叔都在我父亲的操持下，相继结婚成家。所以到了年老的叔叔们经常对我说，要不是你父亲，我们这个家还不知道是不是个家了。

父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妹5人，在生产队里，父亲总是拣重活做，如罱泥、罱渣、挑河工，这样挣的工分才多，日子才能好过些。记得儿时，父亲冬天罱泥罱渣，脚后跟都裂了口子，家乡人叫“裂尺子”，晚上在洋油灯下把膏药丝烘软嵌进口子里，父亲那声嘶力竭的叫声，真让人心疼极了。我常想，中国的农民在六七十年代，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我的印象中，父亲那时烟酒不尝，从来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每次吃饭，有好的总让我们吃饱吃好，我母亲深情的对我父亲说，你也要吃饱吃好啊，才有力气干活，你千万不能倒下，你倒下这个家就没法过了！当时我听了，眼睛里都噙满了泪水。父亲从未上过学，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可他硬是从牙缝里省出钱，供我们兄妹上学读书，他常对我们说：我不识字，一世只能是“泥腿子”，你们不能不识字呀！现在想想，父亲那朴实的语言，还带有瞻前性，与我同时代的农村人，大多数小学都没有毕业，有的特别是女的，还是扫盲对象，而我却上了高中、大专。

六十年代初，我父亲当上了生产队的副队长，每天负责排工（安排农活），评定工分，记得儿时，夏天夜晚，我坐在父亲的身旁纳凉，父亲除定量工分外（如罱一方渣多少工分），其余的人，都是按工种评定工分，都是父亲说着，会计记着：张三4分工，李四3分工……如数家珍，我当时懵懂，总觉得父亲对社员太了解了，居然没有人反对，也可能拿捏得准吧！要知道，那个年代，工分就是钱啊！

到了七十年代，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早上排工，晚上评工，白天带领社员干农活，到了四夏大忙之时，真是“吃三、睡五、干十六”了。一九九一年，家乡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大圩缺口，我父亲第一个跳下河去打桩，在众人的协力下，保住了圩堤，保住了庄稼，要知道这时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参加了东台市抗洪救灾表彰大会。就这样，父亲在生产队长（现在叫组长）这个农村最底层的岗位上，一直干到68岁。

时间荏苒，父亲老了，白发苍颜，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双手的老茧硬得不需要用指甲就能抓痒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一世与泥土打交道的老农民。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家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红火，该是我们“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时候了，老人家也能小酌几杯，开开心心，每当每年收到村委会送来的重阳礼品时，父亲总是激动地说：“这在古当先（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啊！”，年老的父亲，重孙绕膝，幸福地度过每天的分分秒秒。病榻上的父亲，我们兄妹日夜值守在他的身旁，端茶送饭，换衣吃药，让他老人家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间。

斯人老矣，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