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从小会绣花，赚的钱贴补家里生活近半。她绣花是由同院张大娘接活，揽活的是一个大成衣铺，放活的姓崔，也是一个老大娘，精明强干，见我姐姐的花锈得好不住地夸她：“莫不是织女下了凡，没出一年怎么锈得这么一手好活？”

张大娘端着一把小茶壶陪着崔大娘站着，她说话直来直去嘴上没把门的：“我早说这闺女不是人，一准是哪个座里的仙女，你看看她那小摸样儿。”

“真格的，我还没见过这么俊的闺女，”说着崔大娘捏了捏我姐姐的下巴，“抬起脸来让崔大娘好好看看。”我姐姐抬起脸笑了笑又低下头去锈她的花。

胡同里常来一个算命的，姓纪，和我爸爸的年岁差不多，胖胖的，是个“睁眼瞎”，肩上搭着一个褡裢，右手拄着一根竹竿儿，左手提着一个小铴锣，那铴锣上面横拴一根木把子，把子中间穿着一个小锣锤，这小锣锤有根细把，平时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敲锣时两个指头一翘，然后落下去，“铛！铛！”，那声音又响又脆。由于时间长了，和邻居们都很熟，所以大家很随便。据说他算命很灵，大人们当面称“纪先生”，背地里称“纪瞎子”，小孩们都喊“纪大爷”。这时纪大爷走街串巷走累了正在大门口的门墩上坐，听见院子里在夸“仙女”，就走到我姐姐跟前猫下腰去看她锈的花，看了半天转过脸去看我姐姐，又看了半天对我姐姐说：“你能不能站起来走两步让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不好意思，张大娘一旁串掇：“站起来小蓉，让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仍不站，娘在一旁也说：“小蓉，怕嘛啦？就起来给纪大爷看看。”

我姐姐还不站，纪大爷问我娘：“多大了？”

我娘答：“十一啦。”

“啧啧啧，”纪大爷咂了几下嘴。我姐姐站起来，红着脸走到屋里去。张大娘诡秘地问纪大爷：“这闺女是谁？该不是王母娘娘身边的吧？”

纪先生装摸作样答非所问：“这闺女要让我多看几眼，兴许我这俩眼会亮起来。”

　　在姐姐眼里我永远长不大，常抱着我摇啊摇，用手拍我的背心，顶多将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脸颊轻轻地挨挨我的脸颊。可是姐姐对我的爱那是天底下作弟弟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够享受得到。

姐姐不是一天到晚绣花，她一边绣花一边用眼睛看看我，无论我做什么她的眼睛都不离我左右，有时我出去了，她手里的活再搁不下也要走出来溜溜。她不说什么，只是用心跟着我，所以我一辈子没摔过跤。

那时我们没有可娱乐的东西，只有小人书和图画本，要么就是“字号儿”（看图识字）。每当我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姐姐总是伴随着我，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再就是爸爸讲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司马光击缸，接下来讲的是《三字经》上的“融四岁，能让梨”，我和姐姐都学着样儿。那时我们有水果吃，李二大爷经常送来，总是姐姐削好皮切成小块放在碟子里，她半天吃一块，好让我和娘、爸爸先吃。那时我们只能买果仁（花生米）和崩豆（炒蚕豆），姐姐就哄我玩“弹籽儿”或“抓耔儿”。“弹籽儿”是两个人随便出“籽儿”（花生米或蚕豆），谁出的多谁先弹，即把“籽儿”撒出去，选最近的先弹，只要小手指划得过去就能弹，划不过去的不能弹，谁弹得多谁赢。“抓籽儿”是把“籽儿”先放在一起，“奔、铰、裹（石头剪布）”决定先后，每次取出五颗抓在手中，把其中一颗往上抛，手中的四颗撒开，再把接住的那颗往上抛，趁没掉下来去抓撒开的“籽儿”，边抓边唱：“一条龙抓大把；二条龙抓小仨，再抓一个单；三条龙抓小俩，抓小俩；四条龙抓小单，抓小单……”当把唱的都抓准、抓完了，这五颗“籽儿”就归谁赢了。毫无疑问姐姐是哄我玩儿，每次总是我赢，谁赢了谁要，结果爸爸买来的果仁和崩豆大部分归我得了。

那一年我“六岁半”，小学没报上名，堂姐给我拿来了一套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一天吃了晚饭我拿出来一本，第一页是代色儿的图画，上面画了一只大公鸡，正昂着脖子对天叫唤，后面是用树条扎的篱笆，再后面是一片绿地，最后面是升了一半的红太阳。在这副图画的上面有三个字，一头一尾的“天”和“了”字我认识，中间一个不认识了。心里想：现在天黑了，等太阳一来公鸡一叫不就“天亮了”吗？于是我猜想中间这个字念“亮”，我问姐姐，姐姐说“对，弟弟聪明。”我高兴极了。

打开第二页上面也是画，没上色，画着一张小床上面一个小闺女，正坐起来举着两只胳膊打哈欠，往后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书，再上面一扇打开的窗户，窗户外面也是一个大太阳。上面有七个字我认识四个，“弟弟”、“妹妹”字号儿上有，还有三个我猜了半天猜不着，问姐姐，姐姐指着那个小闺女问我：“她在干嘛呢？”

我说：“伸懒腰。”

姐姐说：“该上学了怎么办？”

“快起来呀！”

“这不就对了吗？”

“哦，”我恍然大悟，“弟弟妹妹快起来！”

“真聪明。”

“我没有弟弟妹妹喊谁去啊！”我顽皮地说。

“真淘气！”姐姐摸了一下我的嘴巴子。

　　我姐姐一直是我的主心骨，我的命根子，可以说她把我“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只要有姐姐在，我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好孩子。可是两年以后姐姐病了，病在她的身上，疼在我的心里。

没出半年姐姐的病更重了，脸蛋瘦下去一圈，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但仍然是那么好看。这一天我们都起的很早，姐姐头不梳脸不洗地坐在炕上，我看见姐姐的辫子散了，就要给姐姐梳头，姐姐不让我梳：“怕迟到。”我说：“不么，今天就要给姐姐梳。”姐姐说：“别乱来。”我说：“好。”

我常给姐姐梳头，喜欢那条长蛇一般的辫子。你看她梳辫子的姿势多好看：偏着头，微笑着，弓着两只胳膊，一手拿着拢子（梳子）一手握住头发，两手交替着一上一下，那拢子从上到下慢慢拢下来，前后左右划出两条弧线。然后分成股，三股的、五股的、七股的，十个指头象弹琵琶，边弹边捋边捋边弹，不一会儿辫子梳好了，扎好头绳儿用右手往后一甩、头跟着一摇、身子也跟着站起来，那辫子在她背后就象一条黑蛇一样地爬来摆去。

不是谁都能有幸看见我姐姐梳辫子，她从来不在院子里梳，我每次看见姐姐梳辫子都要从头至尾站着看完。我给姐姐梳辫子是瞎胡整，因为那头头发我拿在手里就不肯放，姐姐从来都是那么耐心。今天不行，我要上学姐姐也支撑不住，所以非常认真也很严肃，我给姐姐抿了一点生发油，在梳头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姐姐教过我的一首儿歌，那是我跟姐姐捣乱想学绣花姐姐用小绷子教我绣花时教我唱的：

“一针针，一线线，绣一对鸳鸯戏彩莲，鸳鸯啊鸳鸯能凫水，是谁打得你们各一边……”

我无形中唱出来，姐姐问我：“还记得？”

我说：“还记得。”

姐姐又问：“还记得嘛？”

我说：“记得和姐姐在一起的每一件事。”

姐姐说：“都记得嘛了讲给姐姐听听。”

我说：“我在火车上看小人书，姐姐告诉我拿倒了，我说‘拿倒了给你看啊！’；还有姐姐带我到铁路边上玩，把我的手都攥出汗来了……”一说一大串。

姐姐拦住我：“好了好了，一说起来就没完了，头梳完了就走吧，再说就要迟到了。”

我背起书包去上学，临出门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对姐姐说：

“我该走了。”

姐姐也站起来扶着炕桌目送我出门，恋恋不舍地随声说了一句：

“我也该走了。”……

就这样，姐姐真的走了，再没回来！那年她十四岁，我十岁。

　　姐姐死后不久就放暑假了，家中生活更加拮据，为了安慰我和我娘，爸爸带我到豆腐铺喝豆浆，给我和娘各买了一套豆皮卷果子（煮豆浆上面的豆皮卷油条）。为了让我娘趁热吃先回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吃边喝。忽然，只见门外由东向西开过去一辆吉普车，开得飞快，只听“吱”的一声响，喝豆浆的人都站起来了，然后都抢着往外跑，站在门口往一边看。我的心里很紧张，以为轧了人，血糊流烂的不敢看，于是坐着没动。哪知门口的人乱哄哄的，纷纷议论：

“这是嘛年头！光天化日敢抢人！”

“这闺女完了，谁知道给抢到哪去？”

“还说是盟军呢，比日本鬼子还***！”

“昨天就有两个美国兵喝醉了酒，用酒瓶子砸了‘天百’的玻璃窗。”

“……”

大家议而不散，豆浆也不喝了，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捶桌子有的骂大街，都愁眉苦脸在屋里外头乱转悠，大家非常气愤。过了不久吉普车又从东面开过来，大家又跑出去，那吉普车转了弯又不见了。我也跟着走出来，只见马路两旁站满了人，男女老少群情激愤，马路中间再没人走路，我也只好不回去。又过了一会儿那辆吉普车又从东面开过来，在人群中间把那个女的扔下来，然后飞快地开跑了。大家围了过去，只见那个女的满身都是血，旗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仰巴跤子躺在地上。啊！那不是我姐姐吗……

我没命地扑了过去，被身后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拉住，邻居有人认识我，喊来了我爸爸，爸爸把我抱回家……

从此再抹不掉那凄惨的一幕，更加深了我对姐姐的终生怀念。

    （取材于自传体长篇小说《海河之恋》，二〇一三年春节编写，怀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