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毕业以后的1973年到1975年期间，我们家由于增加了劳动力，情况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居住条件十分差。庄子仍然是我太爷手里留下来的一只半破碱土窑洞。以前父亲曾经分别在高岸沟沟、海红湾、后园子都修过庄子，因为政策原因或者旧时的交界地界原因都没有成功。最后求情高窝张自有老汉，在根龙沟沟勉强有了出苦力挖窑洞的基础。父亲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时间挖窑洞，没有先进的劳动工具，连个架子车都没有，父亲只能用笼担挑、土车推，一撅头，一铁锨，硬是移动几百方胶泥土方量，垫起沟豁，挖成五只窑洞，我们从此有了新庄，有了立足之地。为了修庄子父亲受尽了别人的窝囊气，流尽了自己的汗水和力气。1975年农历五月份，我们一家人终于搬到了新庄，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非常有成就感地说：“日子穷富不说了，总算有个窝窝钻了。”

1974年9月份，全国紧闭了8年的大学、中专终于开门招生了。只是取消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考试制度。条件是：凡是1966年以后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符合三年以上劳动锻炼期限，符合政治审查条件，由贫下中农或者所在单位职工推荐，择优录取。我的锻炼期限两年半，只差半年。由于上学心切，我把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时间：1972年12月途改为1971年12月，拿着前去报名，谁想反而弄巧成拙，不但没有报上名，反而弄坏了毕业证书。我们公社的佟永录就是那年被推荐上“兰州医学院”的，我非常羡慕他生能逢时。

1974年12月份，公社书记刘孝廉又电话通知说，要带我去参加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我到公社以后，他非常武断地说：“赶紧写一个参加工作的申请书，现在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脱产干部，吃国库粮的，工资30.50元。”我问他：“申请什么工作？”他说，公社信用社有一个招干名额，县上银行要物色一个人选，营业所李春温主任在张山根生产队包队，他物色了张山根生产队队长刘廷选的儿子叫刘慕尧高中毕业劳动锻炼，营业所加意见盖了公章，呈报公社党委加意见盖公章，刘书记一口回绝否定了营业所主任李春温的意见，说这个人选公社党委早已物色好了，就是兰沟大队的文书！刘书记一心想提携于我，所以要我赶紧写申请书，公社加盖公章后，他要顺便带上，向县上银行和民政局报送材料。那时候，我根本不懂信用社是干什么的，我问他：“是不是专门为困难户发放救济款的部门？”他说：“有那么一项业务内容。”我摇头，表示一百个不愿意。他非常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再说了，那工作我也不敢干，你不曾见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被抓起来批判斗争、游行示众的阶级敌人中，80%都是那些管钱管物的。他说：“你真是个天真烂漫的教条主义者！别人抢都抢不到手的机会，为了你，我连营业所李主任和张山根生产队队长都得罪上了，上大学的事情边走边看，明年九月份还有近10个月时间呢，咱们先把现成名额占上，报上去批下来了再说嘛！你知道什么？赶紧写！说不定元旦一过你就可以搬上来上班工作了！”我当时也不敢不听公社书记的话，没有办法，就糊里糊涂地、违心地写了那个不该写的申请书。这都是根本没有意想到的事情。刘书记的心思是好的，急功近利，一方面为了照顾我，另一方面是因为信用社就设置在公社的院内，为了他自己在工作中能够更加方便地使用我这个能写材料的所谓的人才。殊不知，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已经在我的前途问题上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材料报上去以后，一时没有批下来，如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慢慢地我也就忘记了这回事情，静心等待着1975年9月大学招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