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一章  第一节 三朵金花  叱咤风云

在水沟滩洼的村民中，祖祖辈辈识文断字的人少，十个人有九个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呢。就连哪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上的一副对联也都要去大老远的邻村请那读过书、肚子里有点墨水的老先生来作来写。他们因为缺少文化素养，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意识比较严重，生个男丁便欢天喜地，认为从此就有了传宗接代，继承香火，顶门立户的人了，不怕落下个不孝之名。后继有人，比什么都重要。日子过得穷富都不要紧，一旦膝下无子嗣，会一辈子都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说不起话的。九爷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谁家要是一辈子生不下个男娃，让祖宗的香火断了线，就是愧对先人，就是最大的罪过呢！”他们对于“人丁兴旺”的理解有见误差，认为只有男孩子才算“丁”，谁家要是添丁加口了，极其重视，做“满月”、“过百日”、“挂锁”、“请干爹”、“赐身子”直至“打枷锁”、结婚一路春风得意，喜事不断，光宗耀祖，非常荣耀的事情。男娃子出生一落地，即刻给其起个名儿，哪怕“七斤”、“八斤”、“狗娃”、“猫娃”、“牛把子”的俗气名儿总会有一个的，必须的，好在哪家族户谱上留个记载。一旦生个丫头，总认为这丫头片子将来会过门去别门旁姓的人家，于是便不屑一顾，敷衍塞责，也懒得给她起个名儿。

先前村子里的三个同龄丫头，因为父母都没有给她们起上个名字，内外打招呼的时候，总是以“女子”相称。合作社劳动期间，记工员怕她们的劳动工分互相记串了门而混淆了，不好区分，就在劳动工分花名册子上“女子”的前面再添写上居住地名来加以区别。她们七、八岁的时候，在生产队的政治夜校扫盲识字班里，驻村干部、时任公社妇联主任的曹菊霞同志为“高山女子”改名为思春，“阴面洼洼女子”改名为梦春，“阳面弯弯女子”改为探春。光阴似箭，岁月荏茬。后来她们都有幸上了小学，如今她们都十七、八岁了，有了长进和出息，目前都在县城中学高中读书。这三个女娃子可算得上是水沟滩洼村子自古到今的第一代女才子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发动全国人民深挖、批斗长期盘踞在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线人物”、“牛鬼蛇神”。紧接着于八月份又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县委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派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驻进县城中学，实施管理学校的工作。组织师生们停课闹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学校。他们自由地联合组织、成立了“飞鸣镝”、“全无敌”、“主沉浮”、“红旗”、“燎原”等等的派别众多的红卫兵、红小兵战斗队。学生们中间除了“黒五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外，全部都参加了“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他们身穿黄军装，臂佩红袖章，腰系武装带，肩挎黄挎包，腿打黄裹缠，脚蹬“解放鞋”，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在县城主要街道巷口架设着高音喇叭，断章取义地援引着《毛主席语录》，进行“大辩论”，借以来阐明自己的帮派组织才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攻击对方是“死心塌地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这种互相辩论、攻击、斥骂的活动在公共场所、机关单位、甚至在农村的家庭院落，不拘形式地随时随地的进行着，小规模的群架武斗时有发生。

从水沟滩洼农村走出来进城读书的思春、梦春、探春是县城中学的校花，又称“三朵金花”。她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光荣革命家庭出身，政治条件好，理所当然的革命急先锋。女大十八变，她们由小时候的性格内向，腼腆羞涩，出落的开朗活泼，敢作敢为，她们谁也不甘示弱，敢于在哪大庭广众的场面抛头露面，张扬逞强。什么张贴大字报、呼喊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排练样板戏，演出红色节目的革命工作事事带头，以身作则。在这场红色革命的洪流中，冲锋陷阵，打打杀杀，朝气蓬勃的那股子革命劲头被管理学校工作的工人宣传队所赏识看中，极力支持配合她们拉帮结派，排列站队的革命行动。时势造英雄，她们很快便打拼下了自己的一块天下，各自成立了属于自己派别的红卫兵战斗队组织。思春是“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总司令，梦春是“东方红公社兵团”的副团长，探春是“红色井冈山兵团”的副司令。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三朵金花”春风得意，飒爽英姿，在校内校外，造反夺权，轰轰烈烈，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她们各自为政，互为反对派。在学校、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中间，根据需要，各自考察、物色着要被保护的“革命对象”和要被打倒的“反革命对象”，常常因为意见、观点的不一致、不统一而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派性斗争非常尖锐激烈。

十月，从水沟滩洼走出来的“三朵金花”、金凤凰，作为全县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代表，非常荣幸地赴北京接受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检阅。她们从北京返回以后，立即仿照外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先进经验，组织全县中学生二千六百多人分别、分次参加的“红卫兵长征队”，串连于北京、延安、上海、广州、西安、杭州、重庆等地，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打着背包，独步长途跋涉。学习当年红军的革命精神，进行长征。三朵金花率领“红卫兵长征队”再次上北京串连，让那些梦寐以求，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没有见过毛主席的其他红卫兵部下，也接受了毛主席第七、第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的隆重检阅，千载难逢的机遇啊，革命小将们欣喜若狂，对他们的领头雁——“三朵金花”更加顶礼膜拜，崇拜至极，革命斗志和热情分外高涨。

参照外地经验，红卫兵串连所到之处必须要有接待站接待。“三朵金花”在一起坐下来商议：无论我们的派别、政治观点如何地不同，都应当动员说服来福队长把咱们那地处交通要道的水沟滩洼生产队设立为“红卫兵大串连接待站”。为了应顺革命潮流，来福队长也只好停下了手头各项生产活路，安排社员群众的各家各户，必须备有红卫兵专用的被褥、茶具、饭店、医务室、理发店、洗澡池等等服务设施。要求社员们要像当年接待过路红军一样来接待长征路过的红卫兵小将。号召社员群众们要“政治挂帅，生产第二”，当前的政治任务大于生产任务。在两个月时间内，水沟滩洼“红卫兵接待站”共计接待全国外地红卫兵“长征队”十万多人次，红卫兵革命串连的食宿费用均在生产队的公益金帐户项下开支。

十二月，各路红卫兵“长征队”返回后，“三朵金花”思春、探春、梦春领导着全县各机关单位、学校、厂矿、企业的红卫兵群众造反派组织，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这些涉世未深，十几岁的红卫兵小将们，天真地认为，这样就算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上层建筑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的“继续革命”了。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砸烂”、“火烧”、“揪斗”、“横扫”、“罢官”、“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县。把县委、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各级部门的负责干部，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黑线人物”、“封、资、修的残渣余孽”，到处搜寻收集他们的历史污点和资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定罪的材料时，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还有一些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行话语，甚至一句开玩笑的话料也可以牵强附会地作为罪行材料被揭发了出来，进行以大字报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批判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前面的甲战斗队刚刚贴上，后面的乙战斗队又以新的大字报覆盖上。为了醒目，斗大的字还嫌不够醒目，街道的店铺墙面上，出现了比牛身子还大、还显赫的“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样的口号标语。大字报的墨笔字迹未干，又在上面用红墨水画上圈点、红杠，被揭发批判者的名字上面还被打上大大的红X，极尽侮辱其能事。一时间，全县的纸张脱销，纸贵如金。

为了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他们还将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全部召回县城集训，办学习班。期间，有一百一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在遭受批判斗争的过程中，致三人死亡，时任水沟滩洼小学校长的曹锦文被迫跳县城鱼池含冤而死。“三朵金花”她们当众宣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锦文抗拒革命运动，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县委、县政府、以及相当一部分公社、机关单位被红卫兵群众造反组织夺了权，处于了一种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机关不办公，工厂不生产，学校不上课，农民不种地，到处都是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好像当年斗恶霸地主一样，被揪斗者头戴高帽子，上书“三反分子”XXX（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XXX、“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国民党残渣余孽”XXX,、脖项挂着黑牌子，“驾飞机式”地扭着游街示众，接受批判斗争，或被关入“牛棚”非法审讯，严刑逼供。

为了扩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果，“三朵金花”中梦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思春的“燎原”小分队，探春的“破旧立新”小分队，相继开拔到了故乡水沟滩洼生产队的农村阵地，进行着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信风俗、新习惯）的革命活动。红卫兵们挨门齐户地搜查焚烧古书、古字画，拆除毁坏了潜夫祠堂、捣毁了鸡头山方圆左右的石空寺、白马庙、九龙庙等等庙宇。

四奶奶家的大门楼亭上面有哪雕龙画凤的脊瓦，据说是西汉时期的文物呢，人们都说那是“传家镇宅”之宝，也被红卫兵们一霎时噼里啪啦地砸了个粉碎，拆除了带有“四旧”色彩的大门楼亭。八十四岁高龄的四奶奶见状，当下晕倒在地，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