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对着镜子，望着年轻的理发师手持着剪刀在我头上剪来剪去。他动作矫捷利落，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情。一根根剪掉的头发从我头上飘落而下，散落在地。我注视着镜子，视线似乎聚焦成一个犀利的点穿透镜面，穿透二十多年岁月的烟尘，遥望到远逝的童年。

   我童年的时候故乡还没有理发店，有一个叫老刁的剃头匠常常来村子里。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贾鲁河西岸的一个村子过来，车身上横绑竖挂着很多物件。远望去白色的搪瓷脸盆、乌黑的小火炉、破椅子、木支架等在车上摇摇晃晃，磕磕碰碰，一路上叮呤咣啷响个不停。到了街口，他将车子挨着老槐树停下，然后张罗着理发摊子。

三三两两的村民围了上来，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理发。为了打发等待的时间，村民们一个个蹲在槐荫下谈天说地。有人问起老刁的过去，他便一边理发，一边絮叨过去的事情。

   老刁十多岁在开封跟着师傅学剃头，兜兜转转，吃了不少苦头。年龄稍大之后他靠着理发的手艺走南闯北。上至达官权贵，下至沿街乞讨的叫花子都是他的座上客。他到了而立之年回到贾鲁河畔的家乡，还带回一个比他小十余岁的跛脚女人。大概到了一九七零年，一场运动如滔滔洪水在大地上泛滥。他因为曾经为县长理过头发成为批斗的对象。他白天头上戴着高帽子、脖子里挂着破鞋游街示众，夜里被吊在屋梁上鞭笞。他的跛脚老婆不堪折磨，在一个雨夜投进贾鲁河里，尸体被打捞出来的时候已经腐烂不堪。

    小人物无法逃避大时代的碾压。六七年之后，时过境迁，运动的浪潮涣然消退，老刁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被平反了，成为一个无罪的人，重获了人身自由。那天他悲喜交聚，泪水滂沱，沿着曾经游街的道路一步一下跪磕头。他额头上磕出了鲜血。当他移步到贾鲁河畔的时候，他跪在河岸大声呼唤跛脚老婆的名字。河水冷漠无情地远去，隐隐的回音在河面上回荡。

    人们听了老刁的故事之后深表同情。当理完发后，都会在他的帆布钱袋里分文不少地塞钱。村民们还轮流招待他午饭，而且大多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端出来。大家知道他喜欢喝酒，还会从村里的小卖铺买回一瓶白酒。

记得那天老刁轮到了我家。母亲在厨房炒了两道菜，用沾满棉油的手递给我几张零钱，让我到村头的小卖铺买一瓶白酒。我踮着脚从小卖铺的柜台上拿走一瓶酒之后走到老槐树下，只见老刁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蓝色中山装，脊背微驼，头上附着几撮稀稀疏疏的头发，头顶露出光亮的头皮。他正忙着给村民理发，动作干练而沉稳。

我走到老刁跟前说：“我妈妈说今天你轮到我家吃饭了，让你和我一块儿回家。”

    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剃刀，只是侧身瞧了我一眼。当他理完发之后，对我笑着说：“你这个长毛鬼，也该理发了。”说着便将我按在椅子上，给我围上灰斑点点的围布，然后掂起推子在我头上推。

    后来村头的集市上开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才二十多岁，据说曾在城里的理发培训学校学习。理发店的墙壁上贴满美女帅男的图片。理发师不仅用上了电推子、电吹风，还会焗油烫发。很多人到新开业的理发店理发，追逐新潮的发型。我们迎合时代，甘心做时尚的俘虏，因为我们不甘心邋遢地老去。从此以后，仅有寥寥无几的老年人眷顾老刁的生意。

    老刁一如既往地在老槐树下摆摊理发。常常没有一位顾客，他照常烧好洗发的热水，准备好理发的老式工具。也许,他坚守的是一种存在的状态，然而时代好像是强悍的骑兵，不断湮灭旧事物，开拓新极限，让人类努力去适应它的统治。

    我也不知道老刁什么时候在芦湾消失了，我也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也许他生病死了。他似乎与很多熟悉的老面孔一同在世界上突然消失了。人们渐渐忘记了这位独特的理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