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作为全国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此前四年就已经结束了，而1974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还没有开始。农村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们，除了在下半年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民兵打靶活动还能燃起他们的激情外，平时就全都处于了沉寂之中。无所事事的日子当然是不好过的，于是他们把兴趣移到了体育运动中。我们那里是有打篮球传统的，于是仿佛是一夜之间，各村的青年们统一地把兴趣全都投到篮球中去了，每个村都树起篮球架来。

举办一场篮球赛，成了上下相连着的十个村子里所有青年们兴奋的热点。

我们村子里的青年们在商量的时候认为，场地是现成的，就是生产队里打谷用的土操场，球并不是太贵，大家可以凑钱买来，难办的是球架，一是那是一个很大的支出，青年们的力量是达不到的，也不可能从家里拿出专门供他们玩的钱来；二是构成的部件多，要有铁筐、粗木和板材，有了这些后还要请木匠制作。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有人说找个晚上去远处的村子里偷一副来。这之所以作为一个办法提了出来是因为在别村是有先例的，并且这个办法是最省事的，不花钱，不费时，来了就能用。接着大家就集中对偷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有人说偷就要去远远的地方偷，那样他们不容易找了来；有人说要偷就偷水泥柱子的，一是质量好，二是就是找到了他也不敢说就是他们的，因为所有水泥柱子的篮球架结构、样式都是一样的嘛。经过一番讨论，方案定下来了：先派几个年龄小一点的人以拾粪为幌子，去邻近南陵县的某个村子里看好目标，当然，目标所在的村子一定要是靠水边的，那样运起来方便，然后找一个没有月亮但有风的夜晚带着村里的船去动手。不是说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吗？天是越黑越好，风是越大越好。

方案就这样定下了，接下去大家就兴奋地描绘着美好的有球架的日子来。他们把自己球队的实力与别个村子的进行着对比。一圈比较下来他们发现，原来别村的全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实力最强的那个村子里也就只有一个人球打得好，其余都只能算是配角，是充人数的。“而我们，”有人说，“我们有水泥的篮球架，我们就会练得更好，打赢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议着议着，他们的勇气被鼓得十足起来，全都有了冠军非我莫属的架式，而另有一些人，干脆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冠军了。

可是几天以后，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出去的人带回来的消息让大家大失所望：找不到合乎他们动手条件的目标。可是大家并没有灰心，他们要举行一场篮球赛，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们就又坐在了一起。这次他们改变了方案，商量的是怎样去外村偷树回来自己打制一副篮球架。这个方案实施起来要容易得多，不几天就把打篮球架所要用的树料全都偷齐回来了。下来的事是请木匠。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木匠是要付工钱的，到哪里去弄那样多的钱呢？有人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请临村的一个还没有出师的小木匠徒弟来，就和他说因为你还没有出师呢，就不付工钱了，但每天由大家轮流请他吃饭，伙食比平时要好，还给香烟抽。第二天就派人去了，一说那小木匠就同意了。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一副篮球架就在队里的打谷场上树起来了。球也随着买了回来，训练就此开始。

在没有经过几天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因为树是活的砍回来的，球架又在它还没有干的时候打起来的，球砸在篮板上一点弹性也没有，训练的效果被打上了大大的折扣。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发现篮板竟然翘了，整个平面凸凹不平起来，板和板之间还出现了大大的裂缝，且越来越大。这样的球架还怎么打球？大家的兴趣就开始渐渐地消退了起来。可是一场球赛是一定要举行的，一是大家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是怎样的，二是为了这副球架大家花了那样多的心血，不举行一场球赛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呢？比赛的时间要提前，说比就比，迟了这篮球架就散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于是在一个下午，他们邀请来了被认为在几个村子里是最好的那支球队，还请来了小学体育老师做裁判，就在那竖着已经不太成样子的球架的球场上进行了一场对抗赛。比赛进行的很有些激烈。一开始时他们还很有信心，可是只打了不到十分钟他们发现自己的看法是大错特错了，原来他们当中能打球的根本不是他们先前以为的那样就只有一个人，其余的人也根本不是充人数的角色。输是一定的了，但为了尊严，为了一个心愿，他们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他们发现，球架是那样地不好办，篮球是那样地不好打，他们是把做成一件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从此我们村的小伙子们就再也不打篮球了。但他们是闲不住的，1975年的时候他们把剧《杜鹃山》改成了黄梅戏，在正月的时候热热闹闹地很成功地进行了演出。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