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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中篇纪实小说)
2015-02-24 10:48:12 作者:野老 】 浏览:8185次 评论:2
编者按:这是一篇集革命斗争史、英雄母亲生活史、家史和个人成长史于一炉的中篇纪实小说。由山东省的昆嵛山系拉开序幕,叙述了一位英雄母亲的一生。小说从许世友领导高山镇组织革命根据地开始,直写到2010年母亲去世,贯穿中国历史70年,在这个宏大历史背景下,细腻而饱满地塑造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地方政府终身工作的英雄母亲的形象。她具有刚强坚毅的性格,宽阔善良的心胸,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品格,但她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一尊雕像。从她的引领和教育儿子,处理家庭事务,心中也有苦闷,以及黄昏晚恋和离开人世来看,都显得血肉丰满。文笔娴熟,游刃有余,叙述平直,夹叙夹议,有条不紊地将四条线索交织在了一起,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长廊,奉献了一道红色文化大餐。荐读分享,问好作者!洋洋三万言,辛苦了!

    谨以此文向党的九十四华诞献礼,并纪念母亲去世五周年! 
  ——作者题记 
  楔子 
  山东省有两大山系:西部是泰山山系,东部是昆嵛山山系。昆嵛山耸立于胶东半岛的东部,横亘烟台、威海两地。主峰泰礴顶,海拔923米,为半岛东部最高峰。方圆百里,巍峨耸立,万仞钻天,峰峦绵延,林深谷幽,古木参天,多有清泉飞瀑,遍布文物古迹。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里称昆嵛山为“海上诸山之祖”。昆嵛山为烟台境内最高山,历来有“仙山之祖”美誉,相传仙女麻姑在此修炼,道成飞升。这里还是全真教的发祥地,王重阳与其弟子北七真在此创教布道。山中烟雾缭绕,霞光映照,另有洞天,九龙池九瀑飞挂,九泉相连。泰礴顶系昆嵛山主峰、胶东极巅,登顶观,一览众山小,苍海眼底收,不似泰山,胜似泰山。昆嵛山系还是誉满华夏的一座历史名山,是老革命根据地。早在1935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就以昆嵛山为中心,领导发动了席卷胶东的“一一.四”暴动。暴动失败后,于得水等领导暴动幸存人员组成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从而为胶东革命保存了一支宝贵的火种,这是长江以北除陕北刘志丹领导建立的陕北红军之后唯一的一支工农红军。1937年12月4日,中共胶东特委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力量,举行了闻名全国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并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天福山起义后,“三军”挥师西下,横扫蓬、黄、掖,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如今的解放军27、31、41集团军,都是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起来的。(此段文字大部摘自网上《昆嵛山》,谢原作者并请读者谅解——作者注) 
  昆嵛山的余脉中著名的有牙山、艾山,大泽山、招虎山、马石山等山。招虎山与马石山同在海阳境內(新中囯成立前海阳、乳山同属海阳,县城在凤城。今招虎山在海阳,马石山在乳山——作者注),招虎山在南,马石山居北。在这两山间,还有跑马岭、跺鱼顶、林寺山等闻名海阳老根据地的险山峻岭 。
  马石山西南,跺鱼顶、跑马岭以北,林寺山以南,就是古老的高山镇,民国时期属于海阳五区(朱吴区)的管辖范围。古老的髙山镇正因为其古老,古老中又透着些神秘,再加上一些远古传说,所以就越发闻名方圆百八十里地的。 
  相传,在很久很久的远古时代,胶东半岛还是汪洋一片,昆嵛山耸立于碧波万顷之中,愈发显得仙气氤氲,神秘无比。而高山镇的垛鱼顶则是万顷碧波的一小岛屿,远古的渔家将渔猎来的鲜鱼堆放在这里,故相传为垛鱼顶。垛鱼顶北有一更小的露出海面的礁石,后来沧海桑田,人们在此建立棸落起名曰石现,在东居住的村落叫东石现,在西居住的称西石现,居住东西两村落间的为中石现,三个村子的村名一直沿袭至今。 
  秦赢政统一中囯后,来东海仙山寻长生不老之药,放马跑马岭,跑马岭又得其名,至今岭上还有栓马石、饮马湾。 
  元末明初常遇春洗山东时,把元朝统治者及其支持者全杀光了,老百姓也遭了殃。他们停几天又将圆宝放在大路上,如果圆宝没了,就证明还有人活着,就继续剿灭。然而高山镇东北部马石山下的黑影村完好无损、无一人遭难,就因山高林密,有点像是世外桃源。 
  这些传说,不仅能映衬出高山镇的神秘古老,更能突出其高的特征,她是海阳的屋脊。 
  一九二四年农历八月初五日,我的母亲就出生在垛鱼顶西北山脚下一个小山村里。这个小山村距离中、东、西三个石现仅三、四华里,也就是后来电视连续剧《地雷战》拍摄中的那个小山村——前寨山。 
  我的母亲,姓刘名桂珍,一生中再无别名。这个名字,在高山镇,响响亮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要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都会竖起大母指啧啧称赞。这不仅因为我母亲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干了五十年的村干部,更因为我母亲说话办事的性格、心胸、卓识都令人肃然起敬,不是一般乡下女人、男人所能做到的! 
  1.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外祖父家里很穷,仅有一、二亩山岭薄田。外祖父又是个不愿在田地里流汗的主儿,一年到头在外面漂着,有时做点小买卖赚个三瓜俩枣的还不够自个吃喝的,再有时做点正人君子不齿的事儿来糊弄自己那张嘴,反正是说话做事都是怪怪的,跟一般人有点不一样,牙根儿就不顾家里的老婆孩子,用现代人的说法叫没有责任心、不管家,甚至有些时候连他自己都懒得顾。我记得“文革”前,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去看他,那是天刚入夏的时节,他老人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在院子里晒太阳,虱子在他身上到处爬,我跑上前用小手去捉,母亲把我拉回来并数落他老人家说:“你人能吃能喝的,又能动弹,不能将身上衣服上的虱子药一药吗?讲讲卫生干干净净的!”他老人家又把那满是虱子的衣服穿上身上,不紧不慢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没葯?我连我自已都葯过!我听人说用鸡蛋炒糖精吃能死人,那天我炒了鸡蛋又放上了白糖吃了也没死。”我母亲当时气得脸都白了,拉起我就走。后来生活富裕了,我才知道炒鸡蛋加白糖那是一口美味儿。 
  外祖父不管家,家庭的重担就落在外祖母一个人身上。那时候,不兴离婚,交通、通讯条件更不象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事也找不着外祖父,等他回家也不知是猴年马月了,幸亏外祖母娘家人旺,兄弟姊妹常来帮忙。这样的境遇,人能不上火生气?上火生气就多得病,旧社会别说沒钱治,即使有钱医疗条件也不行,因而外祖母在三十左右就去世了,撇下了还在吃奶的三姨。我母亲对此耿耿于怀,记忆犹新,一辈子看不起外祖父,外祖父死时,我母亲一滴眼泪都沒有,一声没哭过,我母亲说不值得哭,要哭得先看看是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就出生并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这是她无法选择与无力改变的。在家中,我母亲是老大,二姨比母亲小三四岁,三姨小六七岁,外祖母去世后三姨无法养活送到了堂叔伯外祖母家里抚养成人,因而母亲视堂叔伯外祖母如同生母一样,一直喊堂叔伯祖母为娘(喊外祖母为妈),孝敬堂叔伯祖母离开人世。就是我,到现在也与堂叔伯祖母的孙子——我的表兄弟们保持着永久的联系与走动,尽管我的舅父——他们的父亲早已离开了人世。 
  母亲在六岁时,坚决反对给她和二姨包脚(旧时给妇女裹脚,即“缠足”)。母亲质问外祖母:“为什么要包脚?包脚弄得人遭罪有什么用?”外祖母是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农家妇女,从沒走岀大山一步,外边的世界有多大、有什么变化,她都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因为压在她身上的负担太重了,她只想让自己和女儿们能吃上口饭。外祖母只能说:“包脚是为了脚小好看,三寸金莲嘛,将来找个好女婿好婆家!”母亲说:“妈,你包脚,脚小,好看吗?你找了个好女婿吗?我们坚决不包脚!我们这里一出家门就是山就是沟,包了脚能上山种地吗?你看你自个上山种地遭多少罪啊!”外祖母也觉得女儿的话不是沒有道理,但历来养成了等别人拿注意的习惯,说:“等问问你爹和你姥爷吧。”母亲硬气地说:“问我爹干什么,他管过咱娘几个什么来着的?他叫包,我也不包!除非他能在家种地好好过日子,他能吗?他会吗?我姥爷最疼我,会依顺我的。”是的,母亲在孙子辈中最大,八个月就会走路,十二个月就能说话,稍大一点伶牙利齿的,说话抓理儿,做事儿不卑不亢的,深得其外祖父的喜爱。就这样,我母亲人生中的第一次抗争胜利了,也保住了她那以后为革命、为乡亲东奔西走的双脚没受到封建陋习的残害。 
  外祖母去世后,母亲带着二姨,在亲戚、乡亲和堂叔伯外祖母的帮助下,艰难生活了八九年。春天,往地里挑粪、刨地、播种;夏天,间苗、锄草;秋天,往家收庄稼、脫粒、播种小麦;冬天,砍柴拾草,筹划来年。这些生计落在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上,是多么的艰辛啊!可是,母亲硬是挺过来了!后来,我母亲说,那段生活磨练了她的意志,让她养成了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好习惯,更让她学会了理解别人、帮助别人的好传统,为她以后的革命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财富。 
  2.走上革命道路 
  1938年,海阳五区蜜蜂涧的地下共产党员于连江同志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劳苦群众组成的革命武装,袭击并夺取了高山镇反动局子的武装,之后又在高山镇的三王家村镇压了一贯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一个恶霸地主。起义队伍拉到马石山前的尚山村休整时,遭到海阳四、五区国民党两个反动武装中队的包围,于连江和同志们全部牺牲,起义失败了。于连江牺牲后,敌人将其头割下来,挂在西石现村旗杆上示众有一个多月(解放后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区长于国瑛、区中队长于善坤被正法) 。

  高山镇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她却像是一把熊熊烈火,烧遍了高山镇的山山水水,烧遍了海阳的山山水水!仅高山镇就出现了许多起共产党人领导农民争取减租减息、抗争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的事件。林寺山下,山角村大双小双兄弟领导的抗争地主老财压迫的斗争,跑马岭下高洪昌等人领导的争取减租减息斗争……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革命的星星之火,已经燃起古老的高山人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四年,十六岁的母亲出嫁了,嫁到中石现村。因为母亲性格爽朗率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敢说敢做,能吃苦耐劳,肯帮助别人,地下党组织考察考验了母亲一段时间后,于一九四一年将母亲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时的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开会布置工作或是开展组织活动、过组织生活,都是在密秘情况下进行的。有时在白天,接到密秘通知的每个党员拿上劳动工具,装扮成上山劳动的样子,集中在山里某一角落中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精神、布置工作任务;有时在晚上,党员们就会在村后野地里、小河边等地方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这一些活动,不仅不能被别人发现,就是自己的爹妈、妻子、丈夫、儿女都不能透露一丁点的信息,这既是党的纪律要求,也是当时残酷斗争的需要。做为男性地下党员不论在白天还是晚上出去参加党的活动,都不太困难,因为他们的性别性质和工作性质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猜测。而女性则不然,白天还好说一点,特别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家里人又不知你去干什么和去哪里了,自然就会引起一些误会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况。 
  母亲的男人注意到母亲有几次在晚上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又不显山不露水地回到家,心里就起了疑问,就开始怀疑母亲行为不轨,就找茬子同母亲闹矛盾。母亲说:“姓于的,你听好了,你可以到前寨山去访一访,我刘桂珍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只要走的正,做的正,问心无愧,你愿怎么想就怎么想,那是你的事。但我可对天发誓:我刘桂珍不会做让别人戳脊梁骨骂的事情,更不会做往自己和自己人脸上抹黑的事情!” 
  一九四二年夏种时节,日伪军来袭我八路军驻青山的胶东军区司令部机关,许世友司令的教导大队一百多人与几倍于我的敌人在花园沟摆开了阻击战,为掩护司令部机关转移,参加阻击战的指战员大多都牺牲了(详见拙文《巍巍青山掩忠魂》)。这一天,母亲与其他地下党员们一起组织党组织外围的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与青山村党组织组织的革命群众把一百多烈士掩埋了。 
  时令进入了冬季,敌人惨绝的大扫荡又开始了。马石山惨案就发生在这次大扫荡中。马石山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跑到马石山上来了,因为这里山高沟深,松柞荗密,利于藏身。哪里知道,这正合敌人之意图,他们从马石山四周拉起火网将人群往马石山上赶,最后将马石山围困起来,幸亏我胶东军区一部分战士去西海军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投入战斗,掩护一大部群众从后山突围转移,否则死伤人数还要多。 
  马石山惨案震惊了中外,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思索。母亲便是这其中一人。马石山虽然大,可是人们都往那儿跑,结果人都集中在一起了,被日本鬼子枪杀了多少人啊!敌人再来扫荡怎么办?母亲陷入了深思之中。蓦地,一个想法涌进母亲的脑海之中:人们在山里的地堰中掏一小洞垒起后用于雨、雹天躲避雨淋雹打,再挖深一些垒起来,人进去后在里面用石块将洞口垒堵起来,带上水和干粮来躲避鬼子这不是很好的地方吗?于是母亲把这一想法在党小组会上提出来,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后来,党组织号召党员暗中鼓励群山在山里地堰上开挖地洞以防鬼子扫荡,减少损失。自此,敌人的几次扫荡,遭难的人就少得多了。至今,在高山镇的地堰中还能看见不少的这样的洞。 
  母亲的一个建议,使得人民群众减少了很多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啊!但是,就在四二年冬季反扫荡中,母亲的入党手续跑丢了,这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入党。 
  3.离婚改嫁再入党 
  一九四三年,许世友司令员率领的胶东八路军在高山镇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成立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这里成为胶东抗日的革命大后方。与此同时,民兵组织、青妇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也成立起来,但是党组织一直沒有公开,仍处于秘密状态。民兵队、青抗先跟随部队训练、参战、抬单架;青妇队的姑娘媳妇们做军鞋、洗衣服、帮助护理伤病员;儿童团员站岗、放哨。解放区根据地里,生产生活井然有序,就像当时歌中唱得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当时,母亲是青妇队的队长,不仅自己要亲自去队伍上帮助战士们洗衣服、照料护理伤病员、做军鞋,还要组织姑娘媳妇们去做这些工作,尤其去队伍或区政府领回布料后,要及时分发下去,到了规定时间要及时收回来交上去,这是个很繁忙的活儿。布料分给谁谁多少能做几双军鞋,收鞋时必须与分发的布料数要对起来,赶上任务急时间紧白天晚上连轴转,直到完成仼务为止。而母亲又不识字,她又刚強不求人,全凭用脑子记,从没出过错,可见身心是劳累的。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男人不仅不以母亲的工作为荣,帮助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反而处处找母亲的不是。最恶劣的是,他竟和本村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又缠在一起胡搞起来,母亲忍无可忍,向人民政府提出了离婚,他耍起无赖贵贱不想离婚,老百姓都说这么一个能干又懂道理的媳妇他不好好珍惜是他自己瞎流了眼珠子,最后人民政府判决母亲跟那个人离婚,直到现在那个男人的叔伯兄弟还跟我说,你妈是个在高山镇都难找的好人能人,我那叔伯哥是个瞎流了眼珠子的人,他沒有那福份,尽管那男人早就死了几十年了。 
  母亲改嫁后来到了西石现村。母亲找这个丈夫,叫于同章,这个人的品质应该说在高山镇是属一属二的。他与村里的人,不管是住得近的还是住得远的,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男人还是女人,见了面不笑不说话儿,你有什么困难只要他能帮着干的,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帮着你去解决的。举一例子你就明白了,有一年有个人去他地里摘他的冬瓜,恰巧他到地里碰上了,他不光沒吆喝一声,反而躺在地堰根下大气不出一口儿,一直等那偸瓜之人走出有二里地,他才从地堰根下爬起来,后来母亲问他原因,他说容易吗不就是个瓜吗谁吃不一样呢?可见其为人老实宽宏大量,就连村子里那个打爹揍妈欺兄奸嫂踹寡妇门挖绝户坟的最最没有人味的人都说,谁说于同章不好那个人也不是个玩意儿。母亲嫁到西石现那年,正好是一九四五年的农历正月儿。 
  这于同章原来只与母亲过日子,他三岁上死了爹,有一个刚出生的弟弟也夭折了。他爹刚死时,还沒过五七,他那猪狗不如的二爹(叔父)背地里将他和他妈卖到了台子村,娘俩听说后在家抱头痛哭,幸亏族长于曰寿得到消息后站在大街上跺脚叫骂:“谁敢卖小运五和他妈,我就立马废了他王八羔子,不信试试看!”于同章的小名叫运五,他是运五月那年生的。这一敲山震虎,应该当晚来抢人的台子村买主,也沒敢来。因而,于同章从小养成了老实、不与人抗争、不得罪人、帮助人的品质与性格。人,往往太老实了,别人就有点瞧不起,古今都是如此,尤其女人说女婿,太老实觉得受人欺负,所以太老实的男人在婚姻上要么不成功光棍一根要么婚姻来得晚。于同章即是如此,因而在三十二岁那年才娶到母亲,他比母亲整整大十岁。 
  母亲嫁过来后,因她在高山镇的名望与工作能力,依然担任青妇队队长的职务,在她的繁多的工作中,又加上了一条督办妇女识字班的任务。母亲学会的几个字和加减法,就是那时在繁忙而充实的工作之余学会的。 
  母亲照常参加党组织生活,后来在统计检查入党手续时,母亲说入党手续四二年跑鬼子时跑丢了,但中石现的入党介绍人于奎汉、于奎家等人都能证明。上级说不行,必须重新办理入党手续,母亲又于一九四六年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这就是母亲的第二次入党。母亲说:“重入也没什么,反正我从入党第一天起,就把自己交给党了,这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4.要有宰相的肚量 
  母亲嫁到西石现时,于同章家里只有三间房子,再别无他有。因为高山镇是老革命根据地,实行新的土地制度较早,农民在一九四五年就分到了赖以生存的土地。那时,母亲家里还有个婆婆,一共三口人,母亲嫁过来后,就当起了这个家。母亲工作之余,操持着打算着家里的生计,再加上夫妻两人的勤劳俭朴,几年的功夫就盖起了西厢房,又掏起了猪圈买来猪崽儿,买来几只羊,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在村子里由原来几年前的困难户变为如今的上等户。人们都说:“于同章是个有福之人,他娶来的老婆又年轻又能干,有打算有料理的,他家能有今天得亏有刘桂珍啊!” 
  母亲的婆婆是个内向的人,两三天说不上三五句话,有什么事往往都憋在心里也不说,有时就耍点小脾气使点小性子。母亲就变着法儿哄婆婆开心,把国家大事、工作上的高兴事、街坊邻居的喜庆事、奇闻轶事都说给婆婆听,从而让婆婆开心高兴。生活上,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要留给婆婆,及时给婆婆洗衣服帮婆婆洗澡梳头,拿婆婆就像亲妈一样对待孝敬。时间长了,婆婆和邻居老姐妹们拉起家常时就说:“俺这个媳妇待俺比亲闺女还亲呢!” 
  母亲对老人孝敬体贴,辛勤操持着这个家,使这个家天天都在变,丈夫自然高兴,因而母亲让他干什么活儿都是愉快接受认真做好。八路军打万第消灭赵保元顽军,丈夫随部队搞运输;解放莱阳城,丈夫参加担架队;解放潍坊城,丈夫参加小车队一个多月沒回家。 
  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党组织也由地下转入公开化。母亲被选入西石现村党支部,成为一名支部委员,具体分管妇女、儿童、调解等工作,同时也被选为村妇女主任并兼任区(乡級)妇女委员会委员、副主任。这些工作一干就是五十多年,直到近七十岁才要求退了下来。 
  母亲经常对丈夫说:“我是党员,又是村干部,你是党员干部家属,虽说咱不像人家国家干部那样挣工资,但当年我入党时就承诺一辈子为党工作!所以不论在什么工作中,只要是党号召干的,咱都应该起一个好的带头作用!”丈夫表示理解与赞同。在抗美援朝时,母亲带头将外祖母及她的外祖母留给她的金银手饰捐给国家,并同丈夫一起将家里的一点积蓄也捐给了国家。 
  成立高级社那年,那个曾经要将母亲的婆母和丈夫卖掉的人,在为人家出了半辈子力替人家拉巴大了孩子之后被人家一脚踢了出来。上了年纪的他又回来找自己的侄儿侄媳了,说要回来。当时,母亲的婆母和丈夫都是极力反对,坚决不接纳他,并说:“当初我们娘俩需要人帮助时他不帮也就罢了,反而要将我们卖掉!替人家别人去出了半辈子力,力出完了,人老了沒用了,现在想到他还有侄子,我们不理他,别人也能理解,也不会说咱们做得不对的!” 
  母亲就开始做婆母和丈夫的思想工作。母亲说:“人,没有不犯错的,只要他知道错了,能改正了,再晚也不晚啊!二爹要回来找咱们,能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昜的,说明他知道错了,有了改正的决心了,咱就应该给他个改的机会啊。现在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就是打断了筋,骨血还连着啊,不要说是自己的亲人,就是别人遇到难处了,咱们也要帮一把的。俗语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人啊办事就要有宰相的肚量,为自已想也要替别人想啊!” 
  在母亲的努力下,二爹回到了自己亲人的身边,村子里的人都伸出大拇指夸母亲和丈夫做得对做得好。几年后,母亲家里的两位老人相继离世了,母亲按传统将他们厚葬了。 
  5.收养革命后代 
  一九五九年农历腊月初的一天晚上,天将亮时分母亲做了一个梦:有几个人赶着一头猪崽来到母亲的家里,说是将这头猪崽送给你了!从不迷信的母亲,第二天早晨将这个梦说给西邻居大嫂子听,一边的于同明大哥说我给你起一卦看看,母亲笑了笶沒说什么。于同明起完卦后说:“你看卦辞写着‘有喜而来’四个字!莫非弟妹怀孕有喜了?”母亲羞涩地摇摇头。母亲在中石现时有过三个孩子都夭折了,嫁到西石现来后,又小产了两个,因而至今就两个大人过日子。 
  吃过午饭后,党支部通知母亲参加支部会议。会上,支部书记于洪进说:“刘桂珍同志,我们几个支委已商议决定由你来扶养于连斌同志的小儿子!”母亲一听说:“什么?你们怎么能不征求我和我丈夫的意见呢?”于洪进说:“这个孩子是革命后代,支部已通过决定由你们夫妇收养,这也可以说是党交给你的一项艰巨任务!” 
  于连斌是西石现村的一名共产党员。他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和度江战役,全国解放后复员回到老家,县上和区上多次调他外岀工作,都因妻子长年有病需人照顾而未能成行。妻子在一九五九年农历三月二七日生下一男孩,半年后去世了,这个仅七八个月大的孩子,他无法养活。 
  母亲回到家将这个任务向丈夫说明了,丈夫说听你的。于是母亲立即动手赶制小孩衣服,为迎接孩子的到来做准备。 
  第二天早晨,母亲在支部一班人的陪同下去于连斌家把孩子接回了家。那孩子瘦得皮包着骨头,头都抬不起来,同一个五六斤重的猫大小差不多。邻居们来看时,都说这孩子够呛能养活了。 
  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生身父亲于连斌跟养身父亲于同章是一宗一族的本家,也就是刚出了五服的样子,连什么的应叫同什么的叫叔,就是说我生父比养父差了一辈儿。母亲因于同明爷爷起卦的原因,把我接到家后就给我起小名叫“喜来”。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养我时太不容易了,有时连续几天几夜不眨眼,满街跑着去找有孩子吃奶的讨奶吃,总之养我那些年母亲太辛苦,辛苦得都沒法形容。 
  后来,我会说话叫人了,母亲让我喊她奶奶,喊养父爷爷,我坚决不叫奶奶,一直坚持叫妈妈。有一天,一个走东闯西的会算命的瞎子,他是中石现人,来到我们西石现村,有个邻居吆喝母亲说:“刘桂珍,快给孩子算算命吧!”说话间,算命先生走过去摸着我的头说:“啊哟,这小子沒有两个妈妈还不好养活呢,命毒着哩!”人们明着哩,母亲在高山镇是名人,又在中石现呆了四五年,她收养孩子及孩子的情况早己传遍古老的高山镇,算命先生因此一语中的啊。 
  但是,从此以后母亲再沒让我喊他奶奶,我就叫母亲妈妈,叫养父于同章叫爷爷,一直叫到他们离开人世。不明事理的外人,认为养父和母亲是公公与儿媳的关系,母亲后来说让你这么一叫叫乱辈份了,我结婚后妻子也跟着这么叫。参加工作后,同事姜老师教过《木兰诗》后说,人家老于这种叫法是秉乘了古代的称呼啊。 
  收养我那年,母亲三十五岁,养父四十五岁。 
  6.心中的苦闷 
  母亲收养我之后,不论在哪儿开会都是带着我去的,因而全乡(后叫公社)乃至全县都知道老党員、老妇女主任刘桂珍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字叫“喜来”。母亲从沒因为扶养我而耽误工作。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六四年,这年我五岁了,这年“四清运动”在我们这个老根据地也开始了。运动开始时,白天晚上老是开会,学习上边的指示精神。我每天白天晚上跟着母亲去开会,白天可在会场内外玩,晚上就跟着听开会的内容,听倦了就爬在母亲怀里睡起来,散会后母亲就抱着我回家。每次出去,母亲都要给我带上喝的水吃的食物,食物是馒头、芋头、饼干之类的东西,那时这些都是奢侈品,一般人家的孩子是吃不到的,家里倾尽所有都来供我的吃喝。我喝的水都是白开水中加的绵白糖,不加糖不喝,一直喝到十三岁上初中,后来长大了一口虫子牙,母亲说当初别给你喝糖水就好了。 
  运动到了中期以后,就开始整人了!只要你身上还多少沾点职务的统统整,村支书、支委、主任、大队长、会计、保管整,小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整,整你吃私、贪污问题,整你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问题,没有这样整那样,什么也沒有就给你网罗、编织些罪名,再不行就动武的刑讯逼供。我们村北面的河北村老支部书记程元龙同志,也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被整得无法子上吊自杀了,自杀后还不让入土硬说这不是程元龙是个替身,那个时候上哪儿去找一死尸来当替身啊!我们村第五生产队队长于洪礼,没有什么问题,工作队队长就去找了一把社员分地瓜的地瓜条存根,欺负于洪礼不认字说:“你看看,这就是你吃私贪汚的证据!”于洪礼一把夺下来说:“你看我不识字就想骗我,我拿回家让俺老婆看看是真是假,俺老婆识字!” 
  这二十多年来,母亲只有从家里往外拿钱、拿东西贡献给国家和老少爷们,从沒有往家拿公家与私人一分钱或一分钱的东西。母亲一生做人的原则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抢不争不拿,就是自己的别人需要你尽可以拿去!所以,工作队及村里那些“运动贩子”们实在是找不出母亲半点问题。他们不死心,就整支委员于良川,于良川沒有经济问题,他们就引导他来说跟母亲有什么什么,他被整得受不了,就胡诌八扯说某月某日他上我们家跟母亲如何如何。工作队又整我母亲,母亲带着我,我看到工作队员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就吓哭了,我以为他们要打母亲。母亲紧紧抱着我说:“儿子不怕,身正不怕影斜,干屎抹不到人身上!”母亲告诉这些人,那天母亲正在县上开妇代会,有通知有乡里妇代会的领导作证,这些打天下沒出力或沒出生的东西只能灰溜溜地作罢。 
  可是,母亲却伤透了心。母亲回到家,放声大哭,我爷于同章怎么劝也沒有用,母亲哭我也跟着哭,爷爷哄哪个都哄不好,也只好跟着哭。母亲止住哭,擦擦眼泪说:“都别哭了,我知道你们是疼我,可是我是心疼啊,我疼我们的党啊!我们的党这是怎么的了,五七年打右派,有那么多右派吗?五八年砸锅炼钢炼铁,老百姓能炼出来吗?五九年放卫星,一亩小麦能产一万斤吗?现在又来整人,这叫什么事啊,难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明白这些理吗?这还是原来哪个共产党吗?”我似懂非懂的还在那哭,我爷说:“这些话咱只能在家里说说,出去打死也不能说啊!” 
  母亲从此沒有了精神头儿,一天天沒有笑容。 
  7.身心病魔缠身 
  一九六五年,地区中心医院的医疗小分队来到我们村,他们的任务是为贫下中农治病和开展结扎、放环等计划生育工作,这是毛泽东整倒马寅初后第一次又按马先生的建议做的第一次计生工作。那时,母亲就早已病了,她是被“四清运动”大伤了元气啊!“四清运动”在我们这里只进行了一年,这年母亲时常小肚子疼,头疼。经医疗小分队一个姓宫的医生确诊,母亲是患有子宫肿瘤和神经性头疼,这个四十多岁的医生是地区中心医院的专家,后来母亲还去看过他三四次,母亲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经双目失明了,不久便离世了。宫医生告诉母亲要做手术切除子宫,否则有生命危险,即使做手术也会有一定的危险的。母亲决定做手术,她把我抱在胸里,对我爷说:“我一旦下不了手术台,孩子你一定要把他养活大!大了,他要回他爹那儿你也别拦他!”我一听,就哭着抱住母亲说:“妈妈,您不能不要我啊!”我刚懂事母亲就告诉我的身世,一点都不隐满。手术就在我们村大队院里办公室西间做的,做了整整两个小时。手术时,我和我爷就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们爷俩一直在流着泪等母亲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宫医生早就联系好了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又联系好了济南军区26军,一旦有危险军队派直升机来送往莱阳中心医院抢救。母亲做完手术就被抬回了家,等醒来后,他看着我泪水无声地滚下脸庞。那时的医疗条件,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啊! 
  母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后就下地了,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是在母亲卧床那些日子里学会了熥饭、烀地瓜、烀饼子的。我爷上山了,我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动手做饭,第一次做饭时,母亲在炕上躺着说先干什么再干什么接着再干什么,等我爷上山回来,我们把饭做好了。吃饭时,母亲说:“行喽,我儿子赶上个小狗了,能做饭了!”我就高兴得在地上跳高儿唱歌儿。 
  后来,大概是六六年刚过了年吧,母亲带上我来到烟台投奔她姑表弟弟杨军来治头疼的毛病。杨军那时是烟台什么厂子的一个木工,是国家正式职工,租了四间平房住着,他家属和两个儿子也住在这儿,对母亲很尊重也很热情。我们在这住了好几个月,直到母亲将病治愈为止。有一首说唱过去医生的歌谣,我就是那时学会并记住的,后来被移花接木到我写的另一篇小说中去了。歌谣是这么唱的:“烟台街东山所,出了大爷就是我。大爷我会噶药,褔山县闻听说,赶着毛驴来搬我。走快了蹀躞我,走慢了不舒锁,四个人来抬着我,抬到大门口,两个丫环搀着我,搀到炕头上,老婆就装烟,老头就点火……”回到家后,我爷问我在烟台学了点什么,我就说学了首歌谣,于是就唱给母亲和我爷听,他们听后说这孩子记性挺好,将来得供他好好读书啊!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儿,闹腾得最凶的是六七年到六九年这段时间。革命群众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二•三派”,一派是“二•五派”,前一派是保皇派,后一派是造**派。母亲和我爷先是入的“二•三派”,后来一看苗头不好迅速退出来了,哪派都不参加了,卧居在家。那时我刚上一年级,大学生揪斗老师,脖子上挂上纸牌、头上戴上大纸帽子游街,脖子上挂上二三十斤重的石头罚站低头认罪,对老师拳打脚踢。村里的干部被打倒了,被夺权了,批斗完了靠边站了;公社里、县里的干部也被打倒了,夺权了,批斗完了靠边站了,送监狱了。但,母亲却沒被揪斗,我想可能是她的一身正气,加上处事公平公正,哪派都沒来找她的麻烦。直到有一天,两派开了枪伤了人了,母亲便不再让我去学校了,等六八年稳定一些又重新上学的。 
  沒人找母亲的麻烦,可母亲心里难受的程度还不如有人找麻烦好受啊!卧居家中,三口人哪都不去,外边乱得不能再乱了,母亲心里更乱!她整天对我爷和我念道:“这是怎么了,打右派,炼钢铁,放卫星,搞四清,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老百姓还用不用活了?工作还用不用干了?国家能抗得住这么搞吗?毛主席难道是真的老糊涂了吗?我们的党还有希望吗?”时间一长,母亲又得了肝炎,她说不治了上哪治啊到处乱轰轰的。于是,母亲开始走出家门,到山里挖荠菜、苦菜、小白蒿(茵陈)等众多能吃的野菜,洗洗泥就吃,有时不洗泥就吃;抓蝎子、蚂蚱、螳螂等昆虫回家烧着吃。到七0年底,母亲竟奇迹般地好了,身体什么病也沒有了! 
  林彪事件后,社会稳定了一些,中央一些老干部出来主持工作了,国家有点要步入正轨了。这年,母亲也回到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的位子上,开始了基层的正常工作。 
  8.教子做人成长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国家经济、教育等都在恢复发展,凭心而论是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面前周旋,起用了一些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老干部,国家才会呈现出如此局面。在教育史上,这段时间,称之为“教育回潮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中专、大学除外,因他们的学生是推荐的工农兵人员,有些是目不识丁)教育又慢慢恢复起来,教师敢于管理学生,敢于教学,敢于考试文化知识了。我们这里,不仅有期末、期中考试,而且还有拔尖考试的。当时,我在五年级就读,学习成绩在全片六个自然村的一百多名学生中占前五名。母亲很高兴,她鼓励我说:“来啊,我跟你爷都沒捞着读书,那时我们读不起,家里穷啊!现在,你赶上了好年代,你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干点事,也为我们争气妆脸啊!”这些话直到现在记忆犹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五年级时,我们班一个大我四五岁的老留级女生,与我同位,她在外我在里。课间,我上厕所回来要上位子,不知她为什么就是不起来让我进去,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最后我把她拉起来扯到位子外,我才进去,不料她竟哭着走了。她这一走,被教我们体育的于洪平老师看见了,挽留也沒留住,于老师也沒通知班主任,直接上班上来了,任凭我如何解释也沒有用,于老师将我像提小鸡似地提到讲台上,一只手把我顶挤在黑板上,一只手扇了我的脸两巴掌。说实在的,从小到大,一直到大学毕业,不光母亲、我爷沒这么打过我,就是其他老师都从未打我半下子,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我也当老师了,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于老师有两点做得不妥:一是打得无原因,二是应将此事交于班主任处理。我挨了揍后我也跑回了家,哭得真是梨花带雨、泗涕横溢。母亲让我止住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给她听。听完后,母亲摸着我的脸问:“还疼吗?”我摇摇头。母亲接着说:“先说你,你做得不对,就在于不该去拉扯那位女同学,她不让你进位子你应该去找老师或等老师来班上处理;她走了,你应该赶快去告诉老师事情的真相!老师打你的脸,也不对。但他是老师啊,老师就跟自己的爹妈一样,他打了就是我打了,再说也沒打坏啊,打是为你好,恨铁不成钢啊!好好想想,想通了,下午我送你去学校,向老师承认错误。记住了,凡事不要光想着自己的!”下午,母亲把我送到了学校,我向班主任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上初一时,一天放学后来到大街上玩,因为做游戏同大我四岁的于平安闹起了矛盾,他觉得大能欺住我,不理睬我的正硧建议,争吵起来,我骂了他,他就动手打了我,于是我们两打成了一团,自然是我吃的亏多。我跑回家叫母亲让她和我一起去打于平安,母亲不仅沒有去,反而批评我上街同别人打架。正处于青春逆反期的我,一听来气了,朝着母亲吼道:“别人的妈都帮自己孩子的忙,就你不帮,你不就是觉得我不是你亲儿子吗?”吼完跑了,跑到北山坡采石场去了。一个邻居姐姐找到我说:“弟弟啊,你还在这赌气呢,你有什么气?你妈被你气得在家哭呢,你说的混帐话把你妈的心凉了,她养大你多不容易啊,她拿你比自己生的都亲啊!赶快回家认错吧!” 
  我回到家跪在母亲面前,说:“妈,我错了,我不该胡说八道,我再也不敢了!”母亲把我拉起来揽在怀里,母子抱头痛哭起来,我知道可能真伤了母亲的心了,因为长这么大从未看见母亲因这些家事哭过。哭过之后,母亲说:“你一天天长大了,妈真的很高兴。可是,妈也一天天担心,担心你能往那好处成长吗?孩子,做人不容易啊,要对上不能愧对国家,对下不能愧对老少爷们啊!像今天这件事,你和平安做得都不对,我再去帮你打他,那咱就错上加错!人家别人也会戳咱的脊梁骨骂咱的。再说,我是党员又是村里的干部,更不能去做这样沒理的事啊!今后,不管做什么,不光想自己,还要想别人,更要想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 
  母亲教我如何做个好人的话至今都不能忘记,所以在工作中、生活中就一直能与同事们相处得融洽。母亲的言行,母亲的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有些东西早已融入血液、骨髓中去了。 
  9.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母亲在外搞了两年计生工作。七四年,我十五岁,母亲五十岁。那年我读初二,初中读了两年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是唯一读两年半的一届初中生,在初中是学过不少知识的,等七五年升入高中再沒学着知识,整天整大寨田或搞运动,批林批邓批孔,最后那年还在批“四人帮”。 
  搞计划生育,在我们这儿是建国后第二次抓这项工作的。这一次,上级要求是比较严的,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的生育政策,放环、结扎等节育工作抓得很紧。由于人手不够,全县统一从农村中抽调有计生工作经验的一定人员参与工作,由各公社党委、妇联领导指挥开展工作。我们公社抽调了四个人,一个姓高的、一个姓刘的、一个姓王的三个年轻姑娘,再一个就是母亲,她们在村里都是妇女主任。我们公社共六个片,再从公社妇联抽调两人,正好毎人负责一个片的工作。 
  我母亲被分在全公社最偏僻最远的尹家片。这个片共有六个自然村,其中有一个不足百户的村子,其他五个都在二百户以上,这些偏远的山村可想而知工作的难度有多大。母亲不会骑自行车,那时沒有通车,我就骑着自行车送母亲去她住的下尹家村王华家里,再约定好什么时间来接母亲回家,有时母亲就穿山越岭走山路走回家来。我就是在那两年里,学会了包饺子、打地瓜面面条、熬稀饭、炒各种菜、炖菜的。放学后,我爷上山还沒回来,我就先将鸡、鹅、鸭赶回家,然后做饭,饭做好了再喂猪,这一切都做完了就等我爷来家吃饭了。星期六下午就先去接母亲,接回来同母亲一起做饭,母亲上锅,我就烧火打下手。回忆起那段生活,心里不知有多甜!特别是去接母亲看见母亲那一刹那,或者那天母亲突然从山路上自己走回来,正在做饭一抬眼,啊,妈妈!真想抱着母亲亲上几口。妈妈,您在九泉之下,能感觉出儿子此时此刻思念您的心情吗?妈妈,我在流着泪呼唤着您啊,妈妈……

  母亲她们那时是争工分,一天争个半劳力的工分5分,公社里再每人每月补足6块钱的生活补贴,她们在村里轮着吃饭,每天开饭钱。母亲能力強,肯吃苦,不管到了那个村都能靠上去抓,把六个村的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和县上的多次表彰,尹家片的计生工作也由原来的老大难落后片,一举跃到全公社的前列。 
  一九七五年底,县上决定把这批计生工作人员转成以工代干的公社干部。按计划要求,我们公社应转三个人,下去一人,那时沒有年令限制,因大都是年轻人,只看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母亲沒有问题,但小高、小刘两人却有一人要下去的,她们就担心,整天哭哭啼啼的。我记得,她俩星期六不回家,反而就来我家。有一天,母亲对我爷说:“我年龄也大了,不出去跑了,把这个转正的机会让给她们俩人吧,年轻人应该有出息的!”我爷说听你的。母亲就把转正的名额让给了她们,把她们感动得无法形容。后来,她们转正后好几年了还都来我们家看母亲。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我很是不理解,我就埋怨母亲傻,母亲说:“孩子,妈年纪大了,把这机会让给年轻人,对国家有好处,对她们这一辈子也有好处啊!” 
  母亲是多么地善良与大度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革命姿态!这是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们永远不敢仰视的、也沒有资格仰视的优秀品质!! 
  10.心里想着老少爷们 
  母亲沒出去搞计划生育工作前,大概是一九七三年,那时公社里整在修建石现水库,水库的规模在全县能占个中等水平,毎个大队都要出民工,民工数量占劳力的一半。这样,各生产队的男劳力只乘下一半的人来耕种农田,显然人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妇女们就要坚持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同男劳力一样上山下泊,打炕抬粪。她们家里有老人的,老人们可照看一下孩子,没有老人的,孩子只能放任,大的看着小的,满街乱穿,大哭小叫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后,便在支部会上提出:“城市有幼儿园,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咱们办起幼儿园,让参加劳动的妇女劳力没有了后顾之忧,孩子们的安全有了保证,家长放心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这个建议得到了支委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由母亲牵头,在大队大院中拾掇出六间房子,从下乡知识青年中选出两名女青年,又在村里选出了一名女高中毕业生,再加上母亲,四个人把幼儿园办起来了!母亲规定:一,不准打骂孩子;二,大班除了教唱歌、做游戏外,还可教汉语拚音和十位数的加减法;三,小班只教唱歌、做游戏。这个幼儿园在我们公社是开天辟地第一个幼儿园,直到幼儿园走上正规,母亲才从幼儿园里下来。幼儿园从那时一直坚持办到2006年,尽管换了一批批孩子一批批老师。各村都来取经学习,回去也纷纷办起幼儿园。 
  母亲一直分管妇女、儿童和调解工作。七三年秋,本村于田志结婚了,他媳妇是本公社当道村人。于田志家里是贫农,本是兄弟六人,老大被外村招为养老女婿,老二老四早年夭折,老三老五老六跟母亲过日子,父亲英年早逝,家里很是贫穷。于田志是最小的老六,人很老实善良,一表人材,大高个,看见任何人都是笑脸相迎,话儿不多,就知道出力干活儿。二十六岁那年经媒人说合同他媳妇结婚了,婚后他媳妇不仅不与他同床,而且总是闹离婚。经许多人说合调解,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母亲亲自出面了!母亲一个人来到当道村于田志的岳母家里,了解情况得知人家姑娘对于田志有好感,但就是要坚持离婚。于是母亲又悄悄走访了当道村支部书记和妇女主任,得知是于田志的岳父母因其家境不富裕从中作梗,要将女儿嫁给高家村一富裕人家,财礼都已收了人家的。母亲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支部书记于良福说有什么法子不让他们离婚保住这家人家呢?母亲说:“我看于田志的媳妇对于田志是有好感的,如果想保住这桩婚姻,现在只有一条道可走,那就是……”支委们听后都齐声叫好。 
  一个月后,于田志穿上军装到青岛警备区当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是党支部、公社党委、县委、县武装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于田志成为一名军人,他媳妇就是军属!那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胆敢破坏军婚,你就等着进监狱吧!从此,这桩婚姻再无麻烦,直到现在于田志两口子恩爱有加,子孙满堂。我敢打赌,母亲的这一计策以及实施成功,在全国也沒有几例,这真叫特事特办,体现了共产党人为民办实事的优良传统! 
  11.第一次去找党组织讨说法 
  一九七七年六月份,我从高中毕业了。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班长,初中一年级(六年级)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不仅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和我爷也高兴得直夸我有出息。那时,人的思想十分单纯,追求就是入团入党,为人民为国家做点贡献,根本就沒有升官、弄钱的半点邪念歪想,绝对沒有现代人思想复杂的一万分之一。学校提倡拾粪攒粪,因学校都种有六、七十亩地,是勤工俭学、学农的基地,我每天拿着锨和篓子坚持拾粪,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当然坚持下来的决不止我一个人。一升入高中,我就被选为班级团部书记,第二年又兼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正书记是由学校干事后升任教育局政工科长的王忠仁老师担任的。七六年至七七年六月,我在学校中就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纪律、劳动、宣传、文艺、体育、办报等等什么工作都要去协调、去带头做,所以学校中的校长、教导主任、后勤人员、同学对我的评价都很高,无论是能力抑或品德方面。多少年以后,同学去找王忠仁科长办事说自己是十六中五级的学生,王老师说五级我只记得谁谁谁,别人都不记得了,这谁谁谁就是我,可见我不是自夸的。我当时的学习也是名列前茅的,尤其语文在全校应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后我做了一个摸底调查,我们这级同学中,正儿八经参加高考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尽管那时我已三十四岁了。 
  高中毕业那年,公社要招录一大批初中民办教师。公社要高中推荐一批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然后择优录用派到师范培训后新学期上岗。我的名字是被放在推荐名单最前面的,这是我的老校长蒋同田在哪儿都不避讳的。参加考试的不仅有高中推荐的一批应届毕业生,还有三名小学民办教师,成绩出来后,我却名落孙山了!我的同胞哥哥那时就在中心联中教学,他是参加批卷统计的教师之一,他看到录用结果后,告诉我说:“这里边肯定有鬼!你的总成绩是所有参考人员的第三名,你要赶紧叫刘桂珍奶奶去找!” 
  我回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支部决定叫你到公社拖拉机站去工作,我说:“妈,到哪去工作是另一回事!我本身是考第三名的,他们不用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儿子是孬种?还是说明您刘桂珍是……做这事的人,不是在搞不正之风,就是在欺负您这老党员,咱不蒸馒头也争口气啊!”我这几句话把母亲的豪气点燃起来了,母亲说:“你说得有理,走,骑上车子带上妈去公社去!”母亲直接找到了分管教育的范振香副书记,母亲让拿出成绩来看,说我儿子如果成绩不够,我来找党组织组织可处分我这个党员,如果我儿子成绩够有人故意搞歪门邪道,我就陪着他往上走,走到北京我都奉陪到底!范书记千劝万劝说,他下午就落实给答复,傍晚时分通知书来了。到现在也不知是在哪个环节有捣鬼的,后来母亲说我这是第一次向党组织讨说法。再后来,中心初中校长、党支部书记姜万智说幸亏当初谁谁谁录用上来了,否则就沒有了一名优秀教师啊!因为,我二十二岁就任教公社毕业班重点班的语文了,二十三岁就给全公社的语文教师当教师了,从1977至1987年间,我的教学成绩总是全公社同级第一名…… 
  母亲一生仅这一次为自己的亲人向组织讨了个说法,而到现在我也沒为母亲丢脸。 
  12.只要你们能幸福 
  二姨出嫁后嫁到上尹家村一家蒋姓人家。这蒋家兄弟六人,他们本家的宗族势力在上尹家也是很强势的。姨父大概是老三老四的样子,有了儿子取名小吉,大名蒋传吉。蒋传吉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时姨父病故了。在这种情况下,二姨留在这里拉扯着孩子过日子受欺凌;改嫁,姨父的兄弟们不准卖房子并妄想占有瓜分之。这大概发生在建国前的两三年吧。母亲出面为二姨和孩子打的官司,母亲要求让二姨改嫁,带走属于自己的东西,房子留给蒋传吉,等他长大了由他自己处理,法院判母亲胜诉。 
  二姨带着蒋传吉改嫁到离我们西石现村仅三里地的沟杨家村,嫁给了比二姨大十几岁的杨路。杨路的前妻病故,有一比二姨少三四岁的闺女在外工作,杨路本人更是老实得出奇,见了熟人说话都困难,只知埋头干活儿,跟我爷于同章做连襟再配般不过了。二姨嫁过来后又生了表姐杨奎菊、表弟杨文俊。蒋传吉跟二姨来到杨家改名为杨文吉,是母亲帮二姨将他拉址长大的,在我沒来到母亲身边前,他基本上就住在母亲家里,可见他的成长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啊! 
  杨文吉到了该取媳妇的年龄了,去上尹家他不去,在沟杨家又沒有房子,一度时期婚姻受挫。母亲说,在沟杨家盖房子,不能让孩子打光棍!于是母亲牵头把房子盖起来了,那时二姨家很累了,我想母亲出钱也不会少的,我那时正读初中。房子盖起来了,母亲又为杨文吉张罗着说媳妇。母亲将我们村于同剑的大女儿说给了杨文吉,结婚后生了一闺女。杨文吉的媳女与娘家爹妈都不同意扒工分养活公婆,小两口起矛盾了,最后离婚了。离婚后,杨文吉发誓再不娶,他媳妇带着女儿也不嫁,大概有三四年的光景。这期间,母亲多次去调解都不成,而且这家人家视母亲如仇敌,不让再登他的家门。母亲了解到杨文吉不但舍不得闺女,与媳妇还是感情甚笃,又通过别人了解到他媳妇也是如此,于是母亲托人去说合让他们复婚,女方及家人提出不养活公婆、不与公婆来往、与刘桂珍断绝亲戚关系三个条件就复婚。这是何等的条件啊,杨文吉沒有我母亲可能还长不大呢!在此,对那家人家不做评价,他们至今也过得不如别人。母亲把杨文吉叫到家里说:“吉儿,只要你们能幸福,我跟你妈你爹什么条件都答应,就依照他们说的办!”他们复婚了,现在外孙、孙子都有了。二姨家里红白喜事他们都行同陌路,与我们家再沒来往。 
  前几年,可能杨文吉愧疚已久让表姐杨奎菊捎信递话要去看母亲,母亲坚决反对,我劝母亲让他来看,母亲说:“快四十年了,我心中的伤疤,又要让他拿刀子给我戳得往外流血吗?不见不见,等到来生吧!” 
  七九年,二姨患子宫癌去世了。那时,表姐杨奎菊还沒有结婚,但早已有了意中人,表弟杨文俊还小不到二十岁。二姨对母亲说:“姐,我不行了,小嫚和小強(文俊乳名)只能交给你了!这不小吉从小是你把他拉扯大的,现在对你对我都这个样子,叫我怎么说呢?权当你自己多生了几个孩子吧!”母亲说:“只要他们能幸福,我受点委屈沒有什么!”为了让二姨能看见表姐出嫁了却她老人家的一桩心愿、不带走许多遗憾,母亲亲自出面协调让表姐出嫁,表姐出嫁后第二天二姨便离世了。后来,母亲又帮着表弟盖起房子说上媳妇,完成了二姨的托付。 
  13.谈恋爱不是过家家 
  我与中石现村的一个姑娘谈了几年恋爱后,在一九七八年订亲了。两人的感情应该说是不错的。到了一九八0年,要张罗准备结婚了。有一次,我去她家吃饭时,她母亲突然提出要我们家里盖房子。当时,我说为什么要盖房子呢?她母亲说你们家里一共就三间房子,将来放置结婚的家倶都沒有地方放,再说还要分开过,你们结婚后住哪里?她老人家这一“再说”,把我的心一下子给说凉了! 
  当时,母亲、我爷和我在家中早己商量好了:要么去买一座宽敞的房子,要么自己盖一座房子。但是沒有告诉女方及其父母,我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不必告知别人,姑娘与我谈恋爱是与我这个人谈,并不是要与我的房子谈,当然母亲决不会让我们住在漫天地里的。后来,我几次询问姑娘的态度,她都表示听她母亲的。我想,还沒有结婚,你们就打算分开过,这算什么态度呢?怎么能对起养我长大成人的母亲和我爷呢?你既然听你妈的,沒把咱们之间的感情放在第一位,那就只好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了。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惊得瞪大了双眼说:“你心思谈恋爱是小孩子过家家吗?你要对人家姑娘负责任,对你自己负责任的!我,不允许你拉倒这门亲事的!”我也叫上真了:“妈,我也要对您和我爷负责任啊!”母亲说:“只要你们能幸福,分开过又能怎么样呢?” 
  我想不通,就写了一封信给姑娘,分析了两人的情况,最后提出结束恋爱关系。母亲坚决不允许,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一拖拖了几个月,由于上火我的眼睛患了很严重的角膜炎,看了很多医院,也沒治好,有一段时间都沒能上班,在家休养。这段时间母亲态度松动了,她实在沒法子了,就自己跑到中石现姑娘家对姑娘说:“闺女,沒法子了,那混小子拗性子了,我给你道歉来了,别耽误你的幸福啊!”后来那姑娘对母亲一直很感激,多次将母亲邀到她家里去玩。 
  八一年五月份,母亲和岳母将我和妻的终身大事定了下来。母亲与岳母娘家都是前寨山村的,又是干姊妹,岳母听说我与女友结束恋爱关系后,要张罗给我说媳妇,母亲说干脆把你们家二姑娘给我们做媳妇算了,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妻少我三岁,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假期在一起劳动,人长得漂亮又贤惠,算不上青梅竹马,也是知根知底的,我们彼此很是愿意。母亲说:“这一次,你再对人家不好,我就不认你这儿子了!谈恋爱结婚过日子,要有责任心,不能像小孩子过家家,过这时辰就什么事情不管了!” 
  八三年农历正月初九,我与妻结婚,当年农历腊月十八日,女儿出生了,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和妻响应计生号召,再沒要第二胎,为村人树立了榜样。 
  14.分家不等于分心 
  一九八五年春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到了家,那时正是毕业班预选前后的关键时期,我既教毕业班的语文又兼任班主任和政治科的教学,忙得有时十天半月的不回家。回家后,母亲告诉我说:“今天,我和瑞芹商量好了,咱们分到两家吃饭。”我一听这活,脑袋嗡的一声,立即觉得变得老大。我立即把目光投向妻子,妻子瑞芹立即说:“这是咱妈提出来的,是妈的意思!”我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 
  我最怕也最烦与母亲分家,因为与母亲及我爷的感情太深了,从小到大从沒分开过,另外母亲把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盖起新房娶亲抱子了,你再与她分家,别人怎么看你呢,尤其是我们这种特殊情况以及我当教师的特殊身份,不能为人师表,也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啊! 
  母亲看出我极不高兴,就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母亲说:“分开过,是我提出来的,不关你媳妇的事。为什么要分开过呢?第一,我自己一辈子说了箅的,说一不二的,这是你知道的。你在外工作,你爷上山,剩下我们娘仨,孩子小,我还有村子工作那一头,时间长了,我和瑞芹难免有看不到一块的时侯,到那时闹出点动静来就不好了,让人家笑我,也笑你。第二,分开过又不是就咱自己,现在都是这样,老的小的都方便、自由。第三,咱是分家不分心,还是一家人,地也不分,果树也不分,孩子我带着,让瑞芹有时间去干点什么,你们过去吃也行,我和你爷过来吃也行,就是这么个分法。” 
  母亲心意已决,她老人家从来都是说话办事干脆利索、说一不二的,我只能接受母亲的意见。播种时,我们都上山去,管理庄稼由我爷和妻子管理,母亲一边带着我女儿,在家里操持着家务,一边干着村里的工作,主要是抓计划生育工作。收获时,玉米、地瓜、芋头大多送到母亲这边,因为母亲养猪养鸡;小麦除去交公粮的之外,剩下600斤,就送给母亲这边400斤;花生、苹果卖完了,把钱送给母亲一半,母亲说年轻人用钱多,再说我毎年还喂肥一头猪呢,母亲就少留一部分钱。年年如是,周而复始,一直到九0年我爷去世。那时,我还是民办教师,由争工分转为争工资,每月五十多块钱,除去生活费,剩下的就用作庄稼地里及果园的投入。平时,在母亲这边吃得多,过年过节或是有客人都在我这边吃。日子虽然不是十分富足,但也是其乐融融,母子、婆媳之间情深意长,一直被评为模范家庭,也受到村里街坊邻居们的羡慕与赞杨。 
  15.就为了一个承诺 
  母亲和我爷结婚四十多年来,一直恩恩爱爱过日子,虽然母亲性格刚硬,走南闯北忙工作,有时家务都顾不上,但他们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吵过架,就更未动手打过架了。在我记事时,就记得他们两人不只一次地相互嘱咐:将来,如果有一个病了,另一个要悉心照料对方;如果这个病治不好了,病人遭罪了,决不能让其拖累孩子,想个法子叫他痛痛快快地走。在那时,认为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哪里知道这是他们夫妻间一个重重的承诺! 
  一九八九年初冬,我爷带着我女儿在大街上玩,突发脑溢血得偏瘫了,当时他的血压高达二百六十多。我爷活到七十六岁,在我的记忆中,老人家从沒病过一次,那怕是感冒也沒有一次,因而从沒吃过一回药。我爷的生活很有规律,早睡早起,饮食粗食均匀,不挑食不暴食不暴饮,每天中午、晚上吃饭前喝六钱白酒。每天坚持上山,但从不干过头的事,两百斤的东西,老人家用三趟来搬,绝不用两趟来搬,年轻时也是如此。老人家上山前在家喝足水,上山从不喝生水,一辈是这样,因此到他七十七岁离世那天,牙齿一个沒坏,洁白如玉。老人家如此棒的身体,谁能想到他会病呢?那时的人很少懂得保健、查体这些知识,医疔条件也沒现在好,如早让老人家去查体查出血压高来,常吃降压药就不会得脑溢血了,这是我心中一辈子的疼! 
  我爷瘫在了炕上。我们村的于连温医生原是县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业务副院长,他说老人年纪大了不要随便动,就在家里治吧。吃了一段时间的西药不见好,又去乳山崖子请了专治偏瘫的老中医孙尚贤,孙医生来过几次查看病情,然后开药方子必须去他那儿拿药,否则人家不给治,再说别人也配不齐药。崖子到我们村来回将近九十里路,我毎次去拿药因不通车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一拿就是拿十副,一副四十多块钱,十副药能吃十天。拿回药,我亲自煎,都是在学校里上完班批完作业后,去学校草屋拣点小木块来煎,煎完之后带回家,送给我爷,有一段时间我爷央求我说:“来啊,我求求你,咱不治了,你花了钱,我吃药都吃够了!”母亲那段时间真是辛苦啊,村里有什么工作还要干,更要伺候卧床不能自理的我爷,端屎端屎,喂水喂饭,擦洗身子,这些事儿我和妻要做时,母亲坚决不让,她说:“沒有了我,你们就应该做!有我在,就不用你们,因为我来干比你们方便,再说我是应该的,我们以前都说好了的,人说到就该做到的!”妻子一个人种着我们五口家的地,还要放点钩花、毛衣什么的补贴家用。那时,生活真是艰苦,女儿正好上小学一年级,从沒给孩子买点零食什么的。给我爷治病从沒间断,从发病到转过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离世这十个月,花去了三千多块钱,都已经拉下了一千多块钱的饥荒,那时的三千元能顶现在多少呢?六万也不止啊! 
  一九九0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日中午,我喝了点酒,为打苹果药同妻子吵了起来,本不该妻子的事儿,是我酒后太激动所致。别人去叫母亲,母亲过来后批评我,我听不进去,母亲说:“你有本事打我吧!”于是母亲用头来撞我,我一下子酒就醒了,还要防止母亲摔倒,还要承认错误,把母亲哄回去。等我和母亲回老屋后,发现我爷病情加重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有微弱的呼吸。母亲说我爷可能是听了来叫母亲的人说我们夫妻在家吵架上火了,一下脑子又出血所致。我伏在我爷的脸上,千呼百喊,一点用处都沒有了,妻子也急忙跑过来了,我们对着我爷再怎么解释,我爷也沒有反应,但他老家有两滴泪水顺着眼角流淌下来。我告诉妻子回家照看孩子,我在这里同母亲一起照看我爷。 
  晚上十一点多我才合上眼迷糊过去。等到一点多,母亲将我叫醒,说:“起来吧,你爷走了!”我睁开眼,立即闻到有股敌敌畏的味儿,一看那碗那勺都在,我立刻明白了,一个高从炕上蹦下去,大喊道:“妈,您这是干什么啊?”母亲坐在地上的凳子上,十分地镇定,说:“你咋呼什么?我和你爷早有约定,前面他病了十个多月,咱伺候了他十个多月,钱沒少花病一直沒见好,这次人什么都不知了,我不能看着他给你们糟踏钱,更不忍心他在那儿遭罪,他那个样子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冯?”说到这里母亲哭了,母亲继续说。“我们早就有个约定,如果……”我说:“妈,我爷还沒掉气,您这是……”母亲说:“我懂,要不你明天去报案吧,让公安局的人来抓我!” 
  两位老人再怎么有约定有承诺,法律是不允许的。但是,我爷已经走了,我还能因为我再让我心爱的尊敬的母亲在近七十岁时去身陷囵圄吗?我只能将这件事深埋心底二十年,直到今日才披露出来!妈妈,您会原谅儿子吗?儿子为还历史真的面貌,不得已啊!如果有来生,儿子还做您的儿子,您怎么训斥惩罚儿子都行啊! 
  16.夕阳恋情 
  我爷去世后,我们就把母亲从老房中接回了新房子一起生活。母亲在家看看门子,看看电视什么的。妻子该上山上山,该放点钩花放钩花,回家后再做饭,一家人生活同往常沒有什么两样。那时,母亲已将妇女主任的重任交给了她培养了多年的一位年轻的副主任,母亲自己只任委员,村里的工作也相对减轻了些。 
  一九九0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这天高山镇赶大集,母亲去赶集回来时还买回些水果给女儿。晚上吃完饭,母亲对我和妻子说:“跟你们说个事,以前怕你们笑话,沒告诉你们,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我问:“什么事儿?”母亲说:“我找了个老伴,是台子村的姜天祥,今天我们登记领结婚证了!我打算二十九日走,到台子去。” 
  突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好长一会儿,我才放声嚎啕大哭起来,妻子也在一边落泪,母亲见我痛哭不已也在落泪,只有不懂事的女儿在不明事理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我泣不成声地说:“妈,您这这……不不是……往往我心里……捅刀子吗?是儿子……对您……不不孝敬吗?”母亲说:“听妈说给你们听,前些日子要告诉你们,又觉得不好张口啊,你们待我确实很好,这是街坊邻居都知道的。但是儿女待得再好,有个头痛脑热的,也不如有个老伴方便啊!我们这把年纪不求别的,只求相互有个照应,老伴老伴就是老了应该有个伴儿,人老了晚上觉就少了,睡不着时有个伴说个话不孤单,再就是有个病啊灾啊的,照顾起来比儿女方便一些。”尽管母亲再怎么解释和劝说,我都是坚决反对,而且一直泪流到半夜。母亲看到我这种情况,只好说等下集再同姜天祥离婚。 
  第二天回到学校后,与我同教毕业班语文的姜春来老师看出我哭肿的双眼,就关心的询问原因。姜老师大我七岁,他高中毕业后参军到福州,在福州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当文书,转业后当了一名教师,我们两人的关系胜过亲兄弟。于是,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听后,首先批评我不应干涉母亲的再嫁。他说,老人和年轻人一样,都需要有感情的支撑,都需要有人去理解去呵护,尤其单身老人更需要有人相互照顾与疼爱,他们才会生活得舒心,才会幸福!这些都是儿女们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儿女们物质上照顾得再周到,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老人精神上孤独,也不会高兴,不高兴就不幸福,时间一长就容易生病,影响健康。他又说,不过你家婶子应该在这之前同你和弟妹正儿八经地谈谈,别这么搞突然袭击,让你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沒有,的确难以让人接受。姜老师提议他和我一起回家同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详情,再确定下一步究意该怎么办。 
  原来,姜天祥是一名老八路,四四年参加八路军,后转到县公安局任刑侦科长,是一名离休老干部,老伴去世有半年了,母亲与他早就因工作而相识相熟。我爷去世后,母亲赶集时遇见了这老熟人,经交谈得知彼此老伴都已去世,两个痛快之人就有了结伴而过的想法。虽然母亲这事做得不很近人情也不太周详,但他们都登记领证了,我如果硬是拆散他们,也是说不通的,更何况姜老师的一席谈更令我茅塞顿开,就默认了母亲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了解姜家的情况,心目还是七上八下的沒有底啊。 
  第三天,我和妻子来到了台子村姜天祥老人家里,了解了具体情况。老人比母亲少六岁,今年六十一岁,身体还行,也挺和蔼的。我们协议:母亲来后,不能亏待欺负她!将来母亲先走了,我们将母亲的骨灰接回西石现安葬;如果姜大叔先走了,我们接母亲回家来由我们饲侯赡养。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母亲于一九九0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凌晨悄悄地被姜天祥老人接去了台子村。 
  17.当初入党不是为了要钱 
  母亲来到台子村以后,将我们村里的工作担子卸了下来,她把户口也转到了台子村。但,她还是一名老党员,她看到村里的工作有什么不妥或有什么好的建议,照样向党支部提出,始终履行着一个基层老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台子党村支部原书记姜春京同志,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他都是赞不绝口地称赞母亲:“刘桂珍同志真是一个革命的好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像她那样的思想觉悟,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他的言辞虽有夸张,但也不无道理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泰安师专中文系民师班。两年大学生活毕业后,于九五年七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回来后,就听说老妇女主任都有了生活补助了,我去打听乡政府的领导并说明了母亲的情况。领导说,这个补助是上面有文件规定的,但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拨款,而是村子里头从集体提留款中来解决的,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你们西石现村给解决的。于是,我就回村找支部书记于作斌询问情况。于作斌醉熏熏地说:“沒有钱!再说你妈早已不是咱村的人了,还提什么补助!”这于作斌是个胡造作的主儿,村里集体时积攒的家底全被他卖光了,整天在酒缸里泡着,他能在这个饭店摇晃着出来,立马再上那个饭店,反正他干了多少年书记,一点正儿八经的事儿沒为村里办,好歹有人说他为老百姓拉上了自来水,为这事他又被检察院勒令吐出吃回扣三万元人民帀。当时,把我气得肺都快炸了,真想上去给他两耳光子!对一个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党员、老妇女主任的态度竟恶劣到如此地步,他怎么配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怎么配任书记呢? 
  我来到台子村,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反而不高兴了,埋怨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事啊?谁让你去找的?这孩子真是不懂道理!人家上级党和政府让发补助,是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我现在不缺吃的不缺穿的要什么钱啊?再说,我当初入党也不是为了要钱啊!这事,今后再不准提!” 
  从此,我再不敢向母亲提这类事情。直到后来,上级政府拨款补助老妇女主任、老党员每年几千块钱,我都从不提起,也不问母亲,直到母亲离世,我都从不问母亲这些钱的去向,人家姜家人也不解释。 
  18.生活总是不如想象那般美丽 
  姜天祥老人的家庭比较复杂。在母亲过来之前,他已有过两位夫人,都相继过世了。他与第一夫人生有一女一男一双儿女,与第二位夫人生有一个女儿。大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当兵复员后在家务农,娶亲抱子,小女儿高中毕业后接了老人的班沒进公安系统而是进了教育系统教初中,后随丈夫调往中原油田工作。据我观察推测,一是沒让儿子顶班(可能有年龄限制),老人有些歉疚,二是老人的第二位夫人病重期间儿媳尽孝伺候、端屎端尿洗衣喂饭有功,因此,虽说母亲过来之后是两家过日子,但依然是儿媳当家,花大钱小钱都是儿媳说了算,老人作不了主,母亲更是无权当这个家。当时,我想母亲一辈子自己说了算从沒在别人手底下过日子,她老人家生活在自己一点权力都沒有的情况下心里能平衡吗?她会有幸福感吗? 
  母亲过去后,我们就喊老人爹,喊他儿子儿媳哥嫂,他的小孙子比我女儿大几岁,喊我和妻子二爸二妈,我女儿自然喊哥嫂为大爸大妈,两家人总共八口,应该在外人看来是有多么幸福啊!母亲过去时,妻子与我都认为两位老人也沒有承包地,可能吃的要花钱去买,因而我们便送去白面、大豆之类的东西,到年底了给两位老人养老费(老人只接了一年),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中秋节和过年前,我们要专程去送孝敬老人的节日礼物,一送就是两家的;六月六节和正月更是要去看望父母的,去时带礼品还要带双份的;平时周日、假期带着女儿去看望爷爷奶奶,礼品还要带双份子的。头几年,我要走时,母亲在地上急得转圈圈,我知道她是想着捎点什么给孙女而又说了不算的,我都赶快走出母亲的家门,空手而归。我心想我来就是看望父母的,带礼品是应该的,给哥嫂也是应该的,目的是让他们好好照顾母亲,至于他们给不给我带点什么回去那就无所谓了,给,说明继父与嫂子心细,不给,也沒什么可争的。 
  那时我仍然是民办教师,每个月在一百块钱左右的工资,要供孩子上学,自己还要毎月出去函授五天,经济比较拮据。继父是离休老干部,月工资在四五百元,而且母亲伺候继父每月还有一二百元钱,直到2009年继父四千多元的工资,母亲每月伺候费在600至800元,以及老党员、老妇女主任补助,应该说他们的经济在农村很富裕了。我去读书、妻子乳腺增生治疗、女儿读书、女儿买房等等我们从来不在老人们面前提起经济困难,也从未张口向他们借一分钱!我知道母亲当不了家,而且他们的钱全用在孙子办工作、买房、买车、结婚上去了。 
  女儿小的时候,每年正月去看望爷爷奶奶时,临走时嫂子就会对继父说:“爹,不是要给蕾蕾压腰钱吗?拿来放在他们的包里!”继父就赶快过去了,我们回家一看是20元,心想这就是意思就是了,给多少是多呢,又给多少是少呢。有一年正月,母亲吃完饭后,在院子里要给女儿20元钱压岁留着买学习用的本子、笔什么的,女儿懂事了就不要,祖孙正在你推我让的时候,被嫂子撞见了。我们走后,嫂子将母亲批评了一通,大意是说母亲不应再给,更不应该背地里给,母亲很是郁闷,这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家人的批评。可见,现实生活并不是当初想象得那么美好的。 
  19.母亲的一次大郁闷 
  母亲到台子村的头几年,每到春种、秋收时,都要上山去帮助哥嫂干活,我嘱咐母亲这么大的年纪就不要上山去了,母亲总是说上山活动活动比蹲在家里要好的多,上了年纪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对身体有好处。后来母亲七十多了,腿脚不如从前灵活了,再沒有上山,而是在家专门做饭,等哥嫂上山回来吃现成的。 
  大概是一九九五年的农历八月十四日,在母亲家里,前一天做的魚沒吃完,母亲心想等今天把剩下的鱼吃完,明天再做新的,这是一般农村家庭妇女做饭时最普遍的想法和做法,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嫂子上山回来过来吃饭时,一看沒做鱼,立即就找母亲的茬儿,都破口骂母亲了,并威胁母亲说要杀了母亲,母亲当时只跟她做了解释,再沒同她去论理争吵。继父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怎么能这样?人家沒伤你沒惹的!有本事你杀了她,你也要去偿命的。”那天,正好我们村于同芳去母亲家里送月饼碰上了,在他们的劝解下,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了。后来我打听于同芳并询问继父,得以证实确有其事。等我知道这件事已快近年关了,年底我去送过年的东西时,对妻子说:“我要去问问嫂子,咱妈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姜家老少了,说不好就是个事,让她知道咱妈还有我这么个儿子!”妻子说,先别鲁莽,等正月先向咱妈了解一下情况,再决定怎么办,弄不好都沒法下台。 
  正月十六日,母亲回到家里来了,趁继父外出串门时,我询问母亲,母亲犹豫再三,最后承认确有其事,并说:“事情早就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我说:“妈,这是小事吗?她凭什么?不行,咱就回来,儿子能养活您!”母亲说:“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再不要提了。谁家过日子锅碗瓢盆不碰个响?谁又能不犯点错呢?我们早就和好如初了,再说老头对我很好哩!”我听了这话,只能偃旗息鼓了。 
  母亲心胸宽广肚量大,能原谅晚辈的过错是一个方面,但后来,特别是母亲离世后,我想母亲一定有难言之隐,只是当初坚持非走不可,不听我的劝说与阻拦,走到如今的地歩,她老人家是开弓沒有回头箭,母亲刚强的性格我是深知的,这种性格用在工作中是坚无不摧的,而在生活中往往就是个悲剧,现在我都怀疑母亲为了寻找晚年的幸福,她老人家找着了吗? 
  20.母子相互牵挂 
  母亲到八十岁那年,晚上拉灯时,从炕上掉在地上被跌了一下子,从此行动大不如从前了,耳朵也聋了,但心志清醒如以前,心里沒有什么毛病,照样做饭或者干个诸如扒花生之类的家务活。这次跌了,继父与哥嫂也沒通知我们,后来单位的姜洪岩老师告诉我母亲跌伤了,他们是邻居。我和妻子去看望母亲时,母亲已能下地走动了,嫂子说特意沒告诉你们,害怕你们花钱破费。我说自己的母亲病了,花钱也是应该的,我心里很不痛快。忽然,又想起在这前一年,继父在雪天骑自行车摔倒了,也沒通知我们,却通知了在中原濮阳的女儿,后来知道消息也是姜老师透露的,我们也是急忙去看的,因为是自已的亲人嘛,当时,我心里也很别扭。两件事情前后联系起来看,意思是什么?无非是什么都不用你们,当然钱就全是我们的了!人,谁都不傻,尤其我的智商自觉不是太低。钱,对于我来说,困难时期早已过去,每月国家给我发钱,去贪那么多干什么呢,有人却想千万不让我们插手,省得将来分钱!二十年来,我们从沒拿他们姜家一分钱,包括母亲的,当然两家往来的除外! 
  后来,母亲又小便失禁,再加上耳聋、行动不是很快,自己都打趣说是老废物了。我们按时来看望母亲和继父,时令水果一上市就买来或送去或让姜老师代送,一如从前。 
  二00六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去母亲家里送过年的礼物,看到母亲自已在地上忙活,我就大声地问道:“妈,我爹呢?”母亲指指炕上说:“你爹病了,起不来炕了!”我走过去一看,继父正想挣扎起来,我连忙将他按下躺了下来,一问才知重感冒加上老毛病肺气肿又犯了,已有四五天了。我立即要打电话找车将老人送往医院,老人死活不让,我说您是离休的老八路,国家给你们治病都是全报,可他老人家就是不去。我只好将我和妻子刚换的手机号又给他老人写在他家通讯录最上面一页,并告诉有事情就打电话给我们。后来得知,我走后的下午继父就坚持不了了,哥用手扶车拉着继父颠簸了近七十里送往县医院治疗,当天通知了远在中原的女儿,我们却一直沒得到消息,后来正月初一女儿去看爷爷奶奶时嫂子对我女儿说:“你爸妈不知道吗?”我们是神仙吗?真是开国际玩笑!从此,我们真的凉透了心了,我们不就是沒有骨血吗?防止我们分钱,哼,说实在的我连想都沒想,几个小钱?人,也全为钱哪还叫人吗? 
  二00七年农历冬月十八日,我糖尿病迸发症心肌梗死,在重症监护室八天八夜,爬过了鬼门关。母亲听说后,因行动不便,只能隔三差五地去打叫姜洪岩老师。母亲始终牵挂着我,虽然她沒经历十月怀胎分娩的阵痛,但从八个月把我养大成人,一如己出啊,怎能不牵肠挂肚呢? 
  出院后,女儿将我和妻子于二00八年春天接到烟台居住,与母亲见面的机会少了。给母亲打电话,她不听见,所以就三五个月回去看看母亲,或是托人捎点什么给母亲。 
  我知道母亲心里沒有病,只是耳聋和小便失禁。这沒有什么,现在条件好了,可买尿不洗啊,尤其两个老人不缺钱,每月五六千元人民帀!就是雇个保姆伺候两位老人,都是很容易的事儿的。 
  21.母亲刚强的悲剧 
  二0一0年正月初五上午十点钟,嫂子打电话给在烟台的我:“他二爸,你快来家吧,他奶奶喝农药了!” 
  我的心格登一下沉下去,赶快服下十粒救心丸。我问:“什么时间?”回答说:“今天早晨。”我急忙下楼打车往回赶。女儿刚好生产,妻子还不能离开,我下楼时她还在叮咛:“不管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千万别上火,别忘了你心脏不好!” 
  汽车停在台子村头上,先我一步的本家兄弟于永庆正在等候我,他见到我时握着我的双手说:“哥啊,人已不在了,不管为什么事,你都不能激动了,先让老人入土为安吧!” 
  我们走进那长长的小巷中,嫂子走过来说:“兄弟,今天早晨八点多,我扶着他爷爷到外面走走去了,回来就发现了他奶奶喝了打苹果的农药了。我们一点也沒为什么,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沒好气地说:“人都死了,我还打听谁去!为什么不找车往医院拉进行抢救?”她唯唯诺诺地说等发现就不行了。 
  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流一滴泪水!他爹感冒了都能叫中原油田的女儿回来,母亲掉气了,就沒有人叫他女儿回来看一眼的,不就是沒有骨血吗?不就是半世结合的吗? 
  我走进家里,母亲已被用毯子包裹起来停在正间地上,我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头,心中默念:妈,你好糊涂啊!您不是还有个从八个月就把他拉扯大的儿子吗?纵有天大的事,你不能叫儿子回来替你处理吗?泪水流淌下来,在站起来那一刹那,我用衣袖抹去。 
  继父坐在炕上,看见我回来了,就开始哭起来,我说:“人都这样了,你觉得哭有用吗?”他告诉我,母亲在初四晚上就对他说:“我要先走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吧!”我质问道:“难道二十年了你还不知我妈的脾性吗?她是说到做到的,为什么不找人看着她、打电话叫我回来呢?”继父一家无言以对。 
  我推想,母亲耳聋听不见别人说什么,再加上小便失禁尿洗裤子,可能在前几天,家中有人训斥过她。于是,喝农药自杀,用这种方式来抗争并昭示世人。母亲的脾气性格决定了她敢于这么做,而且从不后悔。也许,她生命中最后一息,曾后悔不听自己儿子的劝告走到今天这一步,而又无法挽回,更无法向儿子请求什么,但,我绝对相信母亲闭上眼睛那一刹那还惦着她的小喜来的…… 
  后来,好友姜春来说,你办的事情台子村里的人都很佩服。我说,我心中有三个疑点:一,谁训斥我妈的?人都沒了,死无对证,你能查出吗?即使查出来了,仅是训斥而已,又能如何?二,姜天祥老人能不知母亲性格吗?母亲头天晚上都告知了他,他为什么不找人看住母亲,然后打电话给我呢?三,发现母亲喝农药了,应打120或找车送医院抢救啊,人死在半路上沒法子,可这有人做过吗?总之,人不可能戴着花儿去上吊的!如果告他姜家一个谋杀罪,他们不得受着吗?可是,母亲巳去了,再怎么跟姜家去论理,有用吗?不如让他们自己去良心发现,自己折磨自己吧,或许母亲就是如此想的。你想,老人去了他们姜家二十年,伺候老人伺候小人的,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在他们家喝农药自杀了,台子村里的人世世辈辈如何评论,人们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家,与我爷于同章安葬在一起。母亲享年八十六岁。 
  愿母亲安息!如果有来生,您的小喜来还会做您的儿子的,再也不会放你去别处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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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母亲 中篇 纪实 小说 编辑: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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